去大后方


前  言

南怀瑾


    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的命运,从甲午战争开始,直到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正面侵略中国,人们所谓的八年抗日圣战,同时也因此而引起的“世界第二次大战”。我们国家民族在这个时期中,所遭遇史无前例的惨痛牺牲,那是无法用数字价值可以形容的。

  但从历史哲学的演变来看,“祸者福之所倚,福者祸之所根。”所谓八年抗战,恰是为我们国家民族带来几千年空前未有除旧更新的转捩点。从今开始,新中国的隆盛,也正因为这一关键而展开。

  而当我们在抗战圣战一开始,宣布“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必须全民奋起,不惜牺牲焦土抗战”的号召。我们全国上下,无论工、农、商、学各阶层的人,并不需要任何命令,都自动自发地抛弃身家财产,涌向大后方,投身国难救亡的工作。所谓奔向后方,就是转投前方。因为抗日圣战,是全方位的,去后方,向前方,它的意义跟精神是一致的。

  然而这样奋起抗战,涌向后方的人群,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有一部国破家亡,身世凄凉惨痛的经历。如果综合来写一部全民抗战的实录,保证比写一部几千年来的二十六史还要多出很多倍。可是经过六七十年时间的洗炼,世事浪潮的冲刷,都已化为过的烟云。而今剩下抗战时期的年少遗民,也都达八九十岁的垂垂老矣的暮境。

  在二零零四年的二三月间,和我有三代交情,七十六岁的少友杨麟,他也正是当时为抗战而走向远方的少年。因为他也曾经身临其境,忆当年,看现在,念苦难。想如今,感慨当时上下同龄遭难的人们将随物而化,将来的后生小子,再也无法明白我们国家民族这一段历史的真相。有感于此,始有这一部纪录片的诞生,影片专为保存民族正气,国家精神而作。其中一百多位尚在的遗民故老,讲述了他们当年去后方的新身经历,其神精足以启迪后人。
当然啰,我也是当年参与大后方抗战工作的一分子,所以义不容辞,也要表达几名话。

 

纪录片《去大后方》主题歌词

 

作词:(清)李玉     改编:南怀瑾

 

收拾起山河大地一担装

去后方

历尽了

渺渺途程

漠漠平林

垒垒高山

滚滚大江

似这般寒云惨雾和愁苦

诉不尽国破家亡带怨长

雄城壮

看江山无恙

谁识我一瓢一笠走他乡

 


   

一、日寇入侵 



  77日深夜,北京西郊卢沟桥头,日本驻军以丢失一名士兵为借口,向宛平城东门开炮,中国军队奋起抵抗,长达8年的抗日战争由此开始。

  交通运输专家,今年91岁的宗之琥回忆:当年学业有成的他从天津到北平,去和与他同年毕业的同学加未婚妻喜结良缘。

 

 

 

  726日,宗之琥举行婚礼的那天晚上,日本人打广安门的炮声响起,参加婚礼吃喜宴的人没到终席就都惶惶而去,他的新婚之夜也没人闹洞房。人生的一大喜事就这样被突然而至的战争给搅了,从此新郎倌的命运就与灾难结伴而行。

  今年89岁的著名作家刘白羽,那年就在天安门亲眼看到一大群日本兵的坦克,自前门那边隆隆驶来,从自己面前经过,那沉重的履带碾压着在中国的土地上,也碾压在他的心上!

  87日,宗之琥和妻子辞别了年迈的岳父母,从日本兵刺刀丛中的北平站上车去天津,自此与京城一别长达8年。到天津后,他们转道去上海。可刚上了船,船却不开了。原来七七事变一个月后,以大山事件为导火索,又一战事在上海降临。在813日被西方人称作黑色星期五的这天,历时三个月的淞沪大会战揭开了序幕。

 

 

 

  今年83岁的著名演员秦怡,当年和学生们一起在街头及有关场所开展抗日歌曲演唱活动。上海市民捐款捐物,将数万件寒衣送到战壕里还穿著短衣草鞋的中国士兵手中。

  一二八事件交战中,日本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巡洋舰,率领25艘战舰布阵黄浦江内,炸毁了大片工业区。此时,虹口、杨浦一带工厂再次成为炮口锁定的目标,工厂主们不得不面临去与留的选择,他们内部分为主张迁移、反对迁移和举棋不定的三个派别。但出云舰的大炮不容他们多想。

  上海天原化工创始人吴蕴初的女儿,今年72岁的吴志莲回忆:当时各行业的很多工厂迁移,吴蕴初是最早提迁厂者之一:如果迁不走,我宁愿把厂炸掉,也不给日本人。开战几天后,吴蕴初与另一位工商界领袖人物胡厥文,发起成立了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不久,一份包括几百家工厂内迁的计划书递交到国民政府。在庐山召开的各界对日作战谈话会上,吴蕴初等人起草的内迁方案获得通过。工商界人士纷纷表态:尽全力将沿海重要企业迁往后方,保留国家长期抗战之元气。

  会议结束,吴蕴初立刻回上海组织实施。他一到上海就给钱昌照发电报说情况,随即到厂里布置。没想到他的车子开到离厂200米处停住了:工厂刚中了日本人的炸弹,大火冲天。看到自己辛辛苦苦创建的工厂就此毁于一旦,他流下了痛苦的眼泪:痛定思痛,他决不屈服。在这场战火中几乎毁于一旦的,远不止吴蕴初一家工厂,这些满腔怒火的厂主们联合起来,把复仇的目标指向日本军国主义精神象征的出云舰。

  时任上海中华机器联合公司理事长的胡厥文之子,今年75岁的胡士华回忆:当时准备把炸弹送到出云舰旁边爆炸。胡厥文秘密组织中华机器厂的工人,日夜加紧研制炸毁出云舰的鱼雷。忙得胡子长起来也没时间去剃。有人还以为他专门留着要当美髯公。他说:我这胡子要一直留到抗战胜利。后来大家叫他抗战胡子。人们今天有幸能看见当年八一三战争的影像资料,大部分出自一个很少有人知道的叫王小亭的人之手,他是明星级摄影记者。其子今年80岁的王健龙回忆:当年处在炮火中的上海,差不多每天遭到日本人的轰炸,有时一天轰炸多次。战火中的王小亭,除了每天带很多很重拍新闻片的器材外,身上还挂四五个照相机。其时沪上各家报纸所登载的战地照片,大都出自他的镜头。有一次他拍新闻片时,在上海闸北火车站,看到被日本空军轰炸后,一个婴孩满身是血的坐在铁轨上,心底颤动的他即用最后的一点片子拍下这一瞬间。十几尺片子放出来只十几秒钟。后他把此段新闻片里的一个镜头变成一张照片,在《生活杂志》上注销,让世界目睹日军暴行。图片上孤立无助的孩子让全世界为之震惊。美国各界向日本政府抗议这种非人道行为,中国与日本的战争已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日军对王小亭痛恨无比,决定悬赏10万元缉拿王小亭,王小亭被迫四处隐身。

  战争在疯狂地进行。

  一幢幢楼房在火光中坍塌,空气里翻滚着灼人的热浪,远远近近的枪声平息下来,一切都化作了宁静。月光下,烟雾凝结成一首悲怆的歌,缓缓飘出废墟……

  今年89岁的著名音乐家孟波回忆道:当年的那天晚上,他和麦新来到人迹很少的黄埔江边,起伏的心潮伴着滚滚的江水,满腔悲愤地谱写出一首抗日歌曲: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同胞被屠杀,土地被强占,我们再也不能忍受,我们再也不能忍受……”

也就在这不眠之夜,胡厥文挥泪送别准备与出云舰同归于尽的壮士。他们把很多汽油桶绑在一块儿,把炸弹绑在汽油桶下面,人潜在水下,把汽油桶推向出云舰。今年77岁的美籍华人、著名实业家杨麟回忆:两次炸出云舰的行动皆没成功。但那些爱国志士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令人钦佩。

 

二、不甘为奴 

  在背井离乡的滚滚红尘中还走着这样一个人:在她年轻的经历里,已不是头一回面临颠沛流离,她就是后来的著名电影演员于兰。1931年,她正在东北上高小时,日本人侵占了东北,不愿在日寇铁蹄下生存的她的全家,逃难到山海关内平津一带,她仍想要好好念书,将来做个工程师。但连绵不断的战火促使这位年轻女性选择新的人生。1937年,日本人又侵占了平津。两次被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追逐的于兰。和一个女同学一起,赴北平西边寻找抗日队伍去了。

  走与留,在这动荡不安的年月,让每个人都必须做出决定,由此也就注定了他们日后的命运。

 

 

 

  今年83岁的著名演员秦怡回忆:她那时身体很好,而且还学了点伤口包扎知识,年仅15的她离开学校参加了担架队。人们见她人小体弱,怕她摔跤摔坏伤员,让人把她替换下搞包扎不要抬担架。

  此时凇沪战争已进入白热化。前线总指挥冯玉祥感叹:这简直就是一个大火炉呵,一个师兵力投进去,转眼剩下一个班。而此时,日方也不得不从其它战场抽调兵力,战争进入胶着状态。

  就在日军攻陷山海关的几天后,故宫博物院紧急召开临时理事会议,决定文物南迁。当时故宫博物院总务处总管吴瀛主持会议,会上也有人认为,宫内之物皆是国之重宝,一旦出宫,散失各地,将无法收拾。吴瀛也担心国宝在路上会有闪失,何况自己家里还有11张嘴等着他吃饭。

  日军的炮声越来越近,院长易培基不得不执行迁宝命令,几次三番请吴瀛出山,说明保护文物重要:若日本飞机一炸过来,文物就没了。心里矛盾的吴瀛,经考虑表态道:臣死谏,将死战,为君子者,生而何欢,死而何惧?既然如此,我同意出马。晚上即开始文物押运,全北京市戒严,由军警保护一直送到火车站全部上车。第一节车厢就是吴瀛的押运指挥车厢,车厢顶上架着机枪,第一批珍宝走出了紫禁城。国宝将漂落何方?谁也不知。京城一下显得格外冷清:国宝走了,五朝古都也就放弃了。

  1937年深秋。在北京西城的一座小院里,著名教授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生命垂危。陈寅恪乃名门旺族之家,其祖父陈宝琛,戊戌变法时为湖南巡抚,因支持戊戌变法,后被革职,是个爱国者。陈三立是清末有名的诗人,卢沟桥七七事变时,陈三立不肯离京,有记载说他绝食而死。料理完父亲的丧事,陈寅恪悄然离开京城,前往长沙临时大学。

  月圆时分,清华园里秋风萧瑟,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凭栏举目,思绪起伏……冯友兰之女、77岁的作家宗璞回忆:当时很多人走了,冯友兰和吴有训先生晚上出来巡视,看校园里寂寥荒凉,冯友兰不由想到黄仲则的两句诗:只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

 

 

 

  正在山西野外考古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闻讯北平失陷,连夜赶回。前脚迈进西直门,后脚日军司令部的帖子已摆上案头:他们早闻梁思成大名,希望他能留下,优厚待遇自不必说。梁思成之子、今年73岁的梁从诫回忆:是大东亚共荣协会送来的请柬,要我父亲出席一个宴会。父亲意识到:若出席此宴会就表示愿意和他们合作,跟日本人合作即成汉奸,对梁家来说不可想象;若不出席此宴会,就有可能被他们的特务盯上。

  梁思成只好决定离家出走。离开北京时,全家人只拿了三个铺盖卷,两三个手提箱,而扔掉了整个家。

  闻一多之子、77岁的闻立雕回忆:西城的一条胡同内,闻一多全家也踏上流亡之路。除了身上的穿戴,换洗的衣裳,加上他的一点手稿,装了一个柳条包,就匆匆上路了。在车站碰到臧克家。臧克家说:闻先生,你的那些书呢?闻一多说:国土一大片一大片的丢失,那几本书算什么?告别书香,告别学堂,这些平日里的文人雅士,就这样离别赖以生养的文化田园。夕阳下,古道旁,路在何方?

 

三、杭州告急 

 

 

 

  梁从诫回忆,离开时前途未卜:去什么地方?最后什么结局?这场战争中国能否打赢?皆不知。且从没出过如此远门。过去去野外是调查古建筑,此时拉家带口却是逃难,但他们义无反顾。

  就在凇沪战争爆发两个月后,日军部队源源不断开来增援,上海战事危急时,上海西区一座石库门里,一位10岁的孩子正等着爸爸回来。王小亭之子、今年80岁的王健龙回忆:每天早出晚归的父亲,有时回来很兴奋,有时回来却话都不愿讲。他每天拍摄着那些他看到的地上已经死的和正在死的人,心里非常难过。这位著名的战地记者扛的是一架德国产的电影摄影机。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我整天奔走拍摄,尝试用镜头记录下动荡的中国社会。无数的生命消失在腾起的烟雾中,镜头后面的王小亭神情越来越凝重。有一次他回到家里,心情很不好,那次据说他去拍摄四行仓库时,看到我们很多士兵都英勇的一个个倒下去。

  19371026日午夜,一位名叫谢晋元的团长率领800位官兵,进驻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执行阻击任务,血战四天四夜。隔岸观战的中外人士发现:枪林弹雨中还有一位手提摄影机的人。他拍下的四行仓库的激战成为中国军民顽强抵抗的真实写照。寺庙里香烟缭绕,市民们昼夜为这支孤军祈祷。

  为了避开日本飞机轰炸,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求得禅源寺方丈帮助,把刚入学的一年级学生从杭州转移到一百多公里外的天目山禅源寺里上课。当年在天目山庙里上课的一年级学生大概有二三百人。同学们置身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既有离家的孤独,又有难得的安宁。

  在杭州六合塔下,茅以升主持的钱江大桥建设已进入关键时刻。1934年开始建造的这座钢铁大桥,注定要加载中国桥梁史册。

  钱塘江位于入海口,闻名于世的钱塘江大潮和随水流变迁的泥沙成为建桥的两大难题,所以杭州人把办不到的事比做在钱塘江上造桥。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茅以升不负众望,采用一整套切实有效的方法攻克技术难关。工程进展顺利,通车指日可待,可战争的脚步逼近了钱塘江大桥工地。茅以升打破常规,打桩、建墩、上梁同步进行,力争大桥早日竣工。八一三后上海很吃紧,战火逼近了杭州,杭州钱塘江大桥于1937926日铁路桥首先通车:没有鲜花,没有锣鼓,更没有彩旗,只有一辆运载着抗日物资及不计其数逃难的老百姓的列车缓缓地驶过大桥。铁路桥开通,并没有给茅以升带来丝毫的喜悦。危机重重的大桥,谁都不知道它日后的命运将会怎样。实际上在他造桥时,在大桥的南端的第二个桥墩上,已留下了一个方洞,别人都不知道这个原来方案上没有的方洞是干什么用的,只有他和总工罗英知道:这为了阻止敌人的进犯,准备随时炸桥用的。

  此时在上海,吴蕴初天原化工厂的搬迁经受着血与火的考验。吴蕴初说:尽管你日本人要炸,我也要搬。5年以前的一二八战火中,沉渊的华申水泥厂被日军的重磅炸弹摧毁,停工达十个月之久。1937年,华申刚恢复元气,厄运又一次降临。沉渊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十二个大字:愿为抗战效力,誓不以厂资敌。此时,吴蕴初也告别了家人,一走,女儿就八年没看见他。

  上海陷落后,日军侵入被称为鱼米之乡的杭嘉湖平原,其先头部队已与嘉兴守军交火,杭州告急,十多万居民涌出这座古城以躲避战火。

 

四、南京三面受击 


  上海陷落,日军侵入被称为鱼米之乡的杭嘉湖平原,其先头部队已与嘉兴守军交火,杭州告急,十多万居民涌出城外以避战火。

  此时,秀丽的西子湖畔,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浙江大学搬迁迫在眉睫。原浙大教师,现105岁的陈鸿逵回忆:学校搬至何处?竺可桢校长决定避开武汉、重庆等大城市,以免造成内迁大学过于集中,而是搬至城镇和农村,为学生创造一个安宁的学习环境。

  那天傍晚,夕阳映照下的钱江码头人声鼎沸,浙大师生从此启程去富春江上游的建德。凡可运走的图书、仪器,包括11架钢琴等,全搬进船舱。这座1897年创建的浙江高等学堂,就这样踏上了流亡大学之路。原浙大学生,现90岁的赵明强道:尽管自己在杭嘉湖地区生长,无比留恋杭州,为避日军涂炭,此时也只能与学校共命运。

 

 

 

  此时,望着远去的船队,茅以升的心情更加沉重。其女茅玉麟回忆:战事越来越吃紧的19371116日,南京当局派人来找茅以升,说日军已逼近杭州,为阻止他们南犯的速度,要把钱塘江大桥立刻炸毁。可杭州城里大部分居民还没撤离,炸断桥等于炸断了他们的生路。在江边久久徘徊后的茅以升,最后终于耐心说服了有关方面暂缓炸桥。当晚,根据茅以升拟定的方案,一箱箱炸药放到了南岸第二个桥墩里和五孔钢梁上,100多根引线从一个个引爆点连接到南岸的一所房子里,只等一声令下,就把大桥的五孔一墩全部炸毁。

  1117日,老百姓认为最难建的钱塘江大桥竣工,几千年来用两脚跨过钱塘江的愿望实现了,成千上万的杭州市民参加了翌日的竣工典礼,有人在桥上走过好几遍。他们万没想到是从导火线和炸药上通过的。经统计:仅这天从桥面通过者有10万之多,按总投资160万美元计算,此期间运送过桥的物资远远超过了造价。

  两年前,中国军方花费49万元,在长江入海口两岸最狭处仅三公里的江阴要塞构筑防线,江阴炮台成为阻止日军北上的重要壁垒。美籍华人、著名实业家,现77岁的杨麟回忆:除南京雨花台炮台、江阴炮台外,沿途再无炮台。也就是说:江阴失守,南京便会因无险可居而门户洞开。危急关头,政府下令海军部在江阴沉船封江,通济大同等八艘军舰奉命沉入江底,但无法奏效,随即紧急招募民船。消息传至上海,三北、大达、中国航运等中国著名的民营轮船公司老板紧急商量沉船事宜后,一声令下,几大轮船公司和招商局的20多艘商轮依次下沉,后又有附近民船加入,沉船吨位共达63880吨。沉船后,沪上几家大轮船公司濒临破产。高级记者、作家,今年90岁的冯英子回忆:当时沉了多少船已记不清楚了,总归是一大批船全在江阴附近沉掉了。杨麟回忆:船是沉掉了,可没处买新船,上海造船厂被炸了,江南造船厂被炸了,轮船公司除了舢板和帆船外,轮船是没有了。

  从1937年夏天起,日本飞机不断轰炸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原故宫博物馆职员,现73岁的牛晨回忆:警报一响,大家就连古物带人都躲进小山头底下挖的防空洞里。当年故宫文物从北平南迁,在上海租界藏了一段时间后,分批运往南京,总数达19550箱。凇沪抗战发生的翌日,7000箱文物即由牛德明从南京押运到武汉。当时日本飞机的轰炸很凶,这批文物历经磨难,好不容易才算是保存下来了。

  此时,长江面上已波动着战争的脚步声,而文物押运员牛德明正日夜兼程返回南京。他在执行马衡院长的命令:再回南京抢运5000箱较好的文物出来。其时南京形势紧张,上海失守后,日军主力迅速北上,1937125日,南京已在日军的三面包围中,人们只能从水路撤离。年德明一行弄了三条身长舱深的大驳船,一趟约运出了7000箱古物。

五、陪都武汉



  原故宫博物馆职员,现81岁的梁匡忠回忆:南京城破时,我父亲梁廷炜跑不动了,上海码头的搬运工背着他跑。原中央大学学生,现84岁的郑体思回忆:城破的头一天,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离开南京前,最后一次巡视了南京中央大学的校本部和农学院所在的丁家桥,看到那儿畜牧场中有许多良种的鸡、鸭、猪、牛、羊等,当时已没船、没车,没办法带走了,即召集畜牧场的员工宣布:放弃禽畜,员工转移。

  这些禽畜都是学校花钱从外国进口的良种,场长万有廷不舍放弃,连夜发动员工用船把它们运到长江北岸,取道河南、湖北数省,辗转千里,历时两年,当他们带着这些一只不少的禽畜奇迹般地出现在重庆沙坪坝罗家伦校长面前时,一个个衣衫褴褛。罗家伦校长忍不住感动地落下泪来。闻知此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感慨道: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却全部都搬到重庆了。

  六朝古都南京陷落后,日军兵分三路扑向杭州。19371222日,杭州已危在旦夕,这天仍有300多台机车通过钱塘江大桥。1223日下午五时许,在桥头就已能看到远远的日军骑兵队来了。茅以升即下令迅速封锁桥面,准备炸桥。与此同时,一部分日军在武林门码头登陆。五时后,茅以升一声令下,这座全长1453米,仅通车89天的大桥顷刻间被炸成了六段。

  茅以升亲自下令炸毁了自己亲手设计、建造的钱塘江大桥,就像父母亲手扼杀了自己的孩子,悲痛异常,当即作诗三首以明心志,其中曰: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挥泪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复原桥不丈夫。他将建桥资料装进行囊,踏上了西去大后方的漫漫长路。

  在日军大举进犯的铁蹄下,成千上万失去家园的中国百姓涌向长江中游重镇武汉。王以玉一家也裹入这滚滚人流。原籍河北,现81岁的王以玉回忆:一天夜里,她一家就睡在铺了一层草的地上,天快亮时她摸到背后有个东西,拽住一看,妈呀是一条狗。那条狗和她睡了一夜。有天早晨,一家人被冻醒了,才9岁的弟弟哭喊着:我不做亡国奴,我要走回家!哭得父亲心如刀绞,他找到了一个难童教养院,把几个孩子送了进去。

  为保护数以万计流离失所的孩子,抗战时期设立了近百所儿童保育院。随着战争的临近,不久,王以玉和小伙伴们被送到武汉圣罗以中学。19383月,宋美龄、李德全等人发起并成立的第一个战时儿童保育院就设立在这里。在三万多孩子组成的集体中,王以玉和弟弟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

  429日是日本裕仁天皇的生日,也是日本最隆重的节日天长节,东京街头一片喧闹。此时阴雨过后的武汉艳阳高照,市民们不知道日机已从芜湖起飞,这批王牌飞行员要用大轰炸的战绩作为送给天皇的厚礼。

  那天,正好学校组织一些学生,在中山公园里春游玩得正欢时,突然空袭警报响了,大家纷纷躲藏起来。其时,日军出动了69架飞机,像一群黑乌鸦飞临武汉上空投弹轰炸。年轻的中国空军和苏联援华航空队早已严阵以待。空战中,中国飞行员陈怀民打光了所有弹药,毅然架着中弹的战机与敌机同归于尽,英雄碧血怒洒长空。

  听到空中啪啪啪、咚咚咚的枪炮声,有胆大者从张公亭防空洞里跑到外面观看:日机飞得很低,连翅膀上涂的红太阳都看得到;被我机打中的日机,机尾冒出一股浓烟直往下掉。观者情不自禁高兴地拍着巴掌跳起来喊:好啊好啊,把日本飞机打下来了,打下来了!引得防空洞里的人都争先恐后地跑出来观看。这次中国军队英勇奋战,配合地面的高射炮共击落日机20多架。武汉市民终于迎来了扬眉吐气的一天。

  当时老舍在武汉撰文,谈他这天看到的空战:敌机被打中后,屁股一路冒烟栽落地下,地面观看到的武汉市民无不欢欣鼓舞。

  自从南京陷落,国民政府即筹划迁都重庆,作为华中重镇的武汉也就成了临时陪都。面对共同的敌人,国、共两党于19372月第二次握手,掀起了抗日高潮,此时的武汉也就成了各界人士迁往大后方的集散地。

 

六、保卫大武汉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刚写完小说《骆驼祥子》的老舍正在济南大学任教,平津陷落的消息不断传来,老舍却在犹豫仿徨之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老舍之子,现70岁的舒乙回忆:当时老舍得长女4岁,舒乙2岁,二女刚出生,老舍正为被如此小的三个孩子羁绊着无法行动而苦恼之际,一声巨响后黄河铁桥被炸,日军已攻占沧州,正沿着津浦线南下,济南岌岌可危。老舍不得不收拾起行装,忍痛向他熟悉的书斋生活告别。他提着装有两三身换洗衣服的小箱子,揣着50块钱,去车站赶最后一趟车。

 

 

 

  在如同催征号角般的汽笛声中,老舍抱着未写完的小说手稿,挤上了济南火车站的最后一趟列车,直奔武汉。后来他作诗描述此时心情:已见乡关沦水火,更堪江海逐风雷。徘徊未忍道珍重,暮雁声低切切催。老舍离开了亲人,从此投身于抗日洪流,忍受着漂泊流离的痛楚,从一个作家,变成了一个用笔战斗的文化战士。老舍离开不久,济南陷落。日军随之以24万兵力夹击徐州,台儿庄战役爆发。

  台儿庄是山东南部的一个小镇,靠近津浦、陇海两条铁路交叉点,是徐州的屏障。原南开中学学生,现87岁的李宗岱回忆:在台儿庄的战斗中,他带着26个敢死队员,与日寇浴血奋战。激烈的战斗中,挺身投手榴弹的他被子弹射穿身体扑倒在地,救下后三天三夜才苏醒。尽管这次胜利并没有扭转中国的危局,但它毕竟是继平型关大捷后,再次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消息传来,武汉三镇沸腾了。人们高兴地又唱又跳又笑,四五十万武汉市民举行了盛大的集会游行。游行中,在中山公园又组织了一个抗战歌曲万人大合唱,冼星海亲自指挥,沉寂了多年的重镇武汉焕发出勃勃生机。当时江面上锣鼓喧天,武昌与汉阳,汉阳与汉口,四岸歌声激荡,此起彼伏。天上的星光月光交相辉映,以及船上的灯光、人们手中的火把,映得江面异常壮观。根据国共合作抗日协议,当时组成了十个抗日演出队、四个抗日宣传队、四个电影放映队和一个孩子剧团。按照国民政府的说法,要用这几个队当十几个师来使用。

  八一三后,上海的文化界人士提出一个口号:到武汉去,到武汉去,坚守自己的国土,坚守自己的岗位,抵抗日军的西进,保卫大武汉,动员全中国抗日。早在八一三抗战期间,上海的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等方面人士就组成了13支演出队,去前线宣传抗日。现83岁的著名演员秦怡回忆:上海沦陷后没过多久,她于1938827日离开了上海。当年的剧作家、演出队队长,现95岁的陈鲤庭回忆:他把自己的房子,作价400块钱转让给别人,和秦怡等人一起,乘轮船在汽笛声中告别了故乡。

 

 

 

  16岁的秦怡满腔热情地来到武汉,从街头演出开始,一步步走向银幕。她从没学过戏剧,只是演过一些小戏,被导演史东山、应云卫看中,让她参加了抗日的文艺工作。战争将文艺工作者们集合在一起,车站、码头都是他们的舞台。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是当时演出频率最高的剧目之一,电影明星白杨和秦怡都任过剧中主角。秦怡回忆:她曾在能坐七八百人的学校大礼堂里演出此剧。

  此期间,《放下你的鞭子》不仅演遍大江南北,还被电影明星王莹带到美国。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亲自邀请她去白宫演出,礼貌地接待了她,并予以鼓励,在国际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19385月起,中、日军队陈兵武汉外围。战争消耗了日军大量物资,黄金储备从288万吨减少到8万吨,元气大伤的日本政府,将攻占武汉作为扭转困境的重要砝码。为阻止日军的进攻,当时中国军队把大量的军舰、轮船在江中炸沉,阻塞航道,另拋掷大量石块,连冯玉祥都亲自到现场指挥。让冯玉祥高兴的是:泰山一别数年后,又在武汉与老舍见面了。

  老舍原来在山东时,冯先生也在山东。在泰山上,他想请老舍先生当他的老师,老舍没去。这次在武汉,冯先生终于抓到老舍了。老舍先生到武汉,提只提箱赴国难。这是冯玉祥送给老舍得诗句。冯玉祥会写诗、写文章,当时有人叫他丘八诗人。冯玉祥许多浸满了西北辣子味的打油诗,常常被翻译成日文贴上街头。因为战争中的宣传工作十分重要。

  1938519日,中国空军仅剩下的四架马丁式轰炸机中的两架,借助这个月最后的月盈机会,靠天体导航飞向日本列岛,实行了一个纸弹轰炸,人道飞行的计划。在福冈等日本城市上空盘旋了两个多小时,在投完了14万份传单之后安然返航。这些传单上印着:日本军阀发动的侵略战争,最后会使中、日两国两败俱伤,希望日本国民唤醒军阀放弃进一步侵略迷梦,迅速撤回日本国土。

  但这台军国主义战争机器一旦发动,岂又是几张纸片阻止得了的?几个月后,武汉陷入了更大危机。

 

七、悲恸松山 


  1937年深秋的一个早晨,200多名浙江大学学生,告别了暂居两个多月的天目古剎——禅源寺,绕过被日军封锁的公路,到建德与先期到达的校本部会合。

 

 

 

  一到建德就开始上课,那时抓得很紧,只要有房子就行。白天上课,晚上挂一盏汽灯自修。可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建德,也不是久留之地,浙大下一步准备搬至江西吉安。校长竺可桢顶风冒雪奔波11天,到处托人求情,才征得十多节车皮为浙大搬迁使用。但因坡陡路滑,火车无法上行。

  那处地的那坡度千分之七,火车头力不够,上去就下来了,再上去再下来。后除50岁以上的老师不下车,全校其它约两千名师生都下来推火车。时已隆冬,小雨夹雪,寒风扑面,师生们把火车就这么一步一步地推着走,直至火车走上正轨。

  当时每班约120个同学,皆衣衫单薄紧紧地挤在一节节上面没顶的装猪的铁篷车里,只是给每班约20个女同学的车顶处弄个棚,可以坐在里面,其它近百名男同学,只能在车厢里站着。但两天两夜的路程,困了只好你压在我身上,我压在你身上。还有的没车坐只能步行,用了近一个月时间才从建德到吉安。

  虽说吉安是宋朝大文人欧阳修和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故乡,可一个月后,浙大又迁至距吉安40公里的泰和县上田村。从此,上田村古老的大原书院里就响起了琅琅读书声。五个月后,竺可桢校长接到教育部来电,暂别泰和去武汉,后又考虑搬家到湖南、广西去看地方。这天,刚刚安定下来的浙江大学出事了:竺可桢校长的夫人和儿子同时得病。

 

 

 

  现75岁的竺可桢之女竺宁回忆:时值8月盛夏,泰和闷热无比,也许是水土不服,母亲和哥哥两人同时发病,拉肚子不止,发出的电报父亲一时无法收到,病人情况严重已陷入危机。哥哥的脸烧得通红,躺下又爬起,显得异常烦躁,好象是不行了。下半夜后,我们两小妹困乏地睡了。翌日早起来,哥哥就没了。爸爸闻此噩耗,长驱千里,日夜兼程从广西火速赶回。和我一起在路口迎候着的姐姐对爸爸说:哥哥不在了。爸爸非常难过。爸爸见到妈妈后,妈妈说:你终于回来了,我以为见不到你了。

  其实,母子俩患的是痢疾,算不上重病,可泰和县缺医少药,终酿成人间悲剧:竺可桢的儿子先逝,苦熬9天后,夫人也撒手而去。恩爱之家七去其二,竺校长悲怆得呼天喊地,他的面容一夜之间枯槁憔悴。

  这中年丧妻子又丧子的悲惨场景,使参加追悼会的300多名师生泪流满面,呜咽声久久不息。来自杭州西子湖畔的一对母子,从此长眠在泰和县松山北坡上。一个多月后,师生们到墓前去照相告别。竺可桢走到妻子和儿子的墓前,已泣不成声。他用颤抖的双手轻轻地抚摸着新坟的黄土,哽咽了半天才道出几个字:我们走了,以后再来看你们……

  翌日,竺可桢和全校师生即启程搬往广西宜山。这是浙大第三次搬家。

  翌日一大早起来,大家都携物登船。师生们原来的家都没有了,好在现在还能跟着学校漂泊,毕竟师生们都在一起,大家互相之间还有依靠。十月的微风,鼓起了远航的风帆,舒缓了郁积在少年心头的家难之痛。后来船越来越难走了,再后来就要背纤把船拉上去。男同学纷纷下水拉纤。

  两个月后,浙大到达广西宜山时,武汉危急。

  此时,保卫武汉的中山舰已缓缓驰来。中山舰原名永丰舰,是中国最有名的战舰之一。此时它的主炮、副炮已拆下,安装在长江要塞上。面对强敌,它严阵以待。日军派了6架飞机,几次追踪中山舰。中山舰的奋战,成为武汉保卫战的最后一幕:敌机反复从空中向中山舰俯冲轰炸。撤去主力大炮后的中山舰仍奋力还击,但抵挡不住敌机的疯狂轰炸,舰身被炸起火,机舱里的涡轮等机器被损坏,失去动力的舰身顺着江水往下漂流。敌机仍疯狂地进行机枪扫炸弹轰。此时,舰体外壳被打穿了好几个洞,舰体在不断的进水、下沉。舰长沙世俊决心坚守到最后一刻,终于和23位抗战英雄一起壮烈殉难。

  历时五个多月的武汉会战降下帷幕;日本军力被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削弱,从此再也不能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八、新星在坠落 

 

 

 

  著名话剧演员,现83岁的胡宗温回忆:此时国民政府已迁往重庆,武汉街头到处是匆匆忙忙拖儿带女躲避战乱的人群。学校已经停课,学生自发组织起来,用文艺形式宣传抗日。亲眼在阳台上看到日本飞机扔炸弹炸死中国百姓,不愿做亡国奴的胡宗温也毅然不上学了,参加了哥哥他们的那个话剧队。这支队伍的领头人是高三学生赵寻。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现85岁的赵寻回忆:胡宗温那时约十五六岁,是话剧队里最小的小妹妹。江汉关的钟声与军号齐鸣,赵寻和他的伙伴们就此走向战场。

  那时没有谁拨经费,都是他们自己从家里带钱来进行演出活动。赵寻当时带了几十块预备到学校交学费的钱,都充作了演出经费。没有给养,没有装备,这群文化战士拥有的只是一套军装、几把大刀,以及他们的青春和热血。那时候东三省丢了,华北五省丢了,日军又进攻到武汉,真是到国破家亡最危险的时候,大家都一股豪情、满腔热血的准备为国捐躯。

  初秋的艳阳照在一张张年轻人脸上,赵寻率领演剧队离开武汉后一直向北挺进。队里的核心人物周德佑这次是悄悄离家的。周德佑留了封信给父母说:在这个危急的时候,我要听从国家的召唤离开家,你们不要觉得我是个不孝之子。其父母——银行家周苍柏和太太董燕梁为儿子不理解他们而难过:我们不怪他走,可他可以跟我们当面说一声啊,难道就他一个人知道爱国,干吗要偷偷摸摸地走呢?

 

 

 

  在外面四处演出的生活很艰苦。著名指挥家,现85岁的邬析零回忆:那时候他和周佑德差不多,出发时抬行李的就是他们两人。他们这些青少年的生活变化非常大,原来娇生惯养的孩子,现在在外面演出,还要料理自己的生活,常常是没吃没喝。有一次他们乘船没钱吃饭,看到别人在吃饭,闻着那饭香,饥肠辘辘的他们馋得直咽口水。船上的人非常同情他们这些为抗战搞宣传的年轻人,大家凑钱给他们每人买了碗白饭吃,他们三口两口就狼吞虎咽下去,觉得好吃极了。

  深秋季节,北方已十分寒冷,可他们穿著草鞋到山村巡回演出。演出前一敲锣打鼓,家家户户的男女老少就都来了。演剧队没有道具,就到老乡家里去借凳子、椅子、衣服、锅碗瓢盆等等。频繁的演出中,周德佑白天拉小提琴,晚上挑灯夜战写剧本,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持续的劳累损害着他柔弱的身体。

  88岁的周小燕回忆:周德佑是我们兄妹中最多才多艺的一个,因为父亲喜欢音乐,周德佑学小提琴,周小燕学钢琴,大弟弟学萨克斯。

  那时,周德佑写歌词、演戏、拉小提琴,非常活跃。小燕后来去法国留学了,周德佑没去,他和他的小提琴,伴随演剧队一路北去。

 

 

 

  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武汉失守了,学校的师生们纷纷离校而去。文史专家,现78岁的徐明庭回忆:那天晚上,我与住在我家里的同学小表兄一起到学校去看看。学校还是这所学校,教室还是这间教室。可是昨日还在一起的同学老师,现在在哪儿呢?这仗究竟要打到哪一天呢?不知战争什么时候结束的孩子们,只想来学校多看几眼。老师都走了,他们只能向留守学校的老校工告别。老校工和他们都哭了。他和小表弟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学校。这个晚上,他们彻夜难眠。

  得知武汉失守,演剧队的全体队员大哭。大家不是在武汉有亲戚,就是家在武汉,或是在武汉念书。翌日一早,演剧队淌过冰凉的河水,进入河南省境内,在这远离家乡的地方,他们用当地老百姓喜爱的文艺形式,讲通俗易懂的救国道理。演剧队是个不分彼此的大家庭,衣服都是互相随便穿。那时大家都是一股热情抗敌救亡,什么都不顾了,随时准备为国家牺牲生命。

  秋去冬来,又是北风呼啸。长期的苦寒生活损害了这批年轻人的健康;抗日救国的热情,又使他们经常处在超负荷状态。演剧队的核心人物周德佑轰然倒下了。他原来的生活那么优越,可目前演剧队的生活又如此艰苦,以致突然一下发烧起来。当时周德佑呕心沥血写出的《小英雄》等几个剧本,演出后反应强烈。他也因疲劳过度,一次演出时猝然晕倒台上。一摸,他身上烧得烫人,才知道他生病了。当时不知何病,后得知病情严重已来不及了,他心力衰竭,三天后就去世了。大家悲恸地哭成一团。

  去世前,周德佑拉着爸爸妈妈和小燕的手说: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你们一定要坚持抗战到底。他就这么走了,被埋在山西小西天下。周德佑的父母悲伤至极,以前已死了一个,现在又受到这个儿子去世的强烈打击,妈妈一下神经错乱了,只要看到和周德佑差不多年纪的男孩,她就上前去喊着:德佑德佑,我知道你没有走……

  其时,担任国民参议员的邓颖超闻讯赶来安慰道:周太太,你虽然在抗战中失去了儿子,但你要知道,此时有多少孩子死了父母,没有了父母之爱,你应该把你的爱扩大给他们。周母听了这话后慢慢想开了,表示:我一定要完成德佑的遗愿。她把为德佑准备去法国留学的学费,全部捐给演剧队作演出活动基金。

  一年一度的春风,送来烈士生前喜爱的小提琴曲。演剧队的三十多名战友强忍悲痛,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炮火连天的黄土高坡。

 

九、宜昌大中转 

  1938年的秋天,几乎所有从武汉撤离出来的人们,都把目光投向了这座江边古镇——宜昌。地处咽喉地带的宜昌是个交通重镇,因为到大后方四川必须通过三峡,宜昌的西陵峡就是第一个峡口。宜昌本来就是长江航线上的一个重要转运港,所有从下游来的乘客和货物都必须在这里换乘民生公司能走三峡的大马力轮船。

  这年十月中旬,武汉已岌岌可危,仿佛一夜之间,西迁的移民和物资就把这座古镇撑得爆满。危机时刻,扼守长江三峡的宜昌,成为悬系中国命运的咽喉。宜昌城很小,不足两平方公里,但每天有几千人来此,最多时达到三万,都待在宜昌走不了。民生公司的二十几条船数量有限。有幸挤上船的作家老舍当时如此形容:好象整个宜昌的人都上了船,连船头烟囱上面还有几十个难童呢。

 

 

 

  原民生公司职员,现86岁的肖怀柱回忆:那年,宜昌突然一下来了几万人,拖儿带女的在怀远路附近的街上,晚上搭棚。当时人多船少,很多人坐不上,人们扶老携幼,哭哭啼啼地要赶船。看到这悲惨的景象,只有嗟叹难过,没有其它办法。涌动的人群里,演绎着多少日军侵华战乱引起的悲欢离合。

  这天,一对新人也挤进了宜昌码头。新郎潘士豪,抗战爆发前是武汉亚细亚火药公司的职员,武汉保卫战枪声打响时,潘士豪刚刚举行完婚礼。原籍湖北,现89岁的潘士豪回忆:结婚时,我还不知道妻子叫什么名字,后来看到别人送的结婚纪念的红包,才知道她的名字。潘士豪的妻子很贤惠,他俩常常想:别人是先恋爱后结婚,我们是先结婚后恋爱。婚礼后,新郎偕新娘离开武汉,到宜昌一带风景区欢度蜜月,直到碰见一位朋友,这对徜徉在湖光山色里的新婚夫妇才如梦初醒。

  那朋友告诉他说:日本人已到了当阳,就要到宜昌了,你们还不赶快走?潘士豪慌了,赶紧去买船票。那时的船票非常紧张:一艘船只有几十个位子,可有几万人要走。潘士豪想买两张票和妻子一块走,可他根本买不到船票,那朋友也只能答应帮他买一张,他只好让妻子先走。他送妻子临上船时,真像是生离死别:他担心妻子在路上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妻子担心他在宜昌日本人来了后走不脱。

  潘士豪与妻子分手的码头上,还堆积着多达9万吨的待运物资,这些从沿海工业城市转运过来的机器设备,是当时民族工业的精华,是国家仅存的一点元气。往返于宜昌与重庆之间的船只,尽管汽笛声从清晨响到深夜,但它们怎么也跟不上战争的脚步。向鄂西进犯的日军,被中国军队阻击在襄河东岸,为宜昌撤退赢得了一段宝贵时间。这天下午,刚刚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交通次长的卢作孚,飞抵宜昌。

 

 

 

  民生公司董事长、卢作孚之子,现82岁的卢国纪回忆:武汉沦陷的前一天,我父亲离开武汉乘飞机到宜昌。那是19381023日,宜昌一片混乱:抢买船票的老百姓挤满了几个轮船公司。看着为争运货物互相责骂的人群,卢作孚大喊请回去,所有人都明天见

  可就在此时,为阻止日军进犯,国民政府军委会早在一个月前就下了沉船封江令:在田家镇处把所有的船都沉入江底,阻断航道。沉了招商局、大达公司的船后,还要沉民生公司的船。

  得知此事,卢作孚非常震惊:如此危急时刻,沉民生公司船断敌路的做法,无疑是自绝后路。卢作孚最终也没有执行此令。民生船不能沉,只有民生船才能在长江上游的宜昌到重庆段航行,其它船都上不去,若把民生船沉了,从宜昌到重庆的撤退与支持前线就全没有了。经卢作孚的再三努力,民生轮船公司的船保下来了,但望着密密匝匝的各种亟待转运的货物,他又陷入了更大的危机之中。

  当时民生公司所有的船,也只有几千吨力,要运完这些物资,须得一年。更让卢作孚担忧的是:时值深秋,长江三峡将进入漫长的枯水期,到时那些大点的船都不能走了,运输任务就难以承担。只有40天了,一夜未睡的卢作孚决定打破常规:除了把最重要和最笨重的设备直接送到重庆外,次要的、较轻的设备就缩短一半航程只送到万县;更轻、更次要的器材,再缩短一半路程,送到奉节就卸下。这就是著名的三段航行计划。

  即使是实行三段航行计划,也只是春节前的一个多月时间:枯水期是十一月到三月。长江水位正在下降,民生公司征用的850只木船也在加紧运输,木船要用纤夫拉纤。三峡纤夫的照片曾登在美国报刊上,世界由此得知:如此危急关头,这个民族竟用肉体与钢铁搏斗。

  宜昌在经受一场血的考验。那些船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下抢运物资,卢作孚坐镇宜昌指挥,40个昼夜基本上没睡觉。每天晚上,民生公司招来的3000名搬运工在各个码头往来穿梭,激昂的号子此起彼伏,在古镇江边回荡。

  其时,川江上还有几艘海外中立国轮船,但只运一般商品,不运一切有关抗战的物资,且每吨的运价高达300400元。一些从长江中下游西迁来的厂矿,因无法承受高额运输费,不得不将一些分量重、体积大的机器设备,拋掷在沿江两岸。从河南撤离出来的中福煤矿总经理孙越崎,望着那些无力搬迁的采矿设备,久久地在江边徘徊。

  就在孙越崎一筹莫展时,遇见了卢作孚,因二人皆属刻苦努力,事业心强者,很有共同语言,两人相见恨晚,一拍即合,五分钟即达成共识。卢作孚表态说:我一定把你的设备运上去。卢作孚通过合作办厂、减免运费的方法,还将无力搬迁的上海大鑫炼钢厂、常州大成纺织厂、汉口周恒顺机器厂挽救了下来,并用那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在西南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基地,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

 

十、中国在移动

  40天过去了,卢作孚独自一人在码头巡视了很久。堆积如山的9万吨器材和3万人员已赶在枯水期前撤退一空。战时运输最紧张的一幕——宜昌大撤退落下了帷幕。

  世界著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是依靠一个国家的力量,由一个军事部门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的是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这样的撤退在中外战争史上仅此一例。宜昌大撤退后,日本军界一片哗然,认为:若当时集中主力攻打宜昌,一定能置中国的民族工业于死地。

  人们习惯把进入四川的那段长江叫川江。这段航道在巫山与大巴山夹击下陡然变窄,穿过三峡急流,便是西南重镇重庆。

  可是就是这个三峡急流极其难走。那天,7架日本飞机在三斗坪的青石洞处轰炸民俗轮。此为航道最窄处,根本无法躲避,民俗轮被炸弹击中,船上人等纷纷逃离。其中一电报员抱着电报机不愿离开,仍继续发报。失去动力的船只,随时可能触礁沉没,水手长龙云海,执意代替船长领航。一大副和船长为让对方离开争执不下,皆以身殉职。继民俗轮后,民生公司又有8艘船被炸。日军试图割断这条内迁大动脉。

  这天,运送国宝的货轮也险遭厄运:那船工不是当地船工,对此水路不太熟悉,船一下被急流冲得撞上了石壁上的大佛,返回又撞在一块大石头上,船成90度翻立起来,船上的人忙把东西搬到石头上呼救。还好,只丢了一双袜子,大家都把命拣回来了。

  在日机的轰炸下,长江顽强地搏动着。而在助船运输的纤夫队伍里,走着一群眉青目秀的年轻人——他们是从南京撤出来的戏曲专科学校的学生。

  那时不大下雨,江水少而流急,船上游难行,就要拉纤。时任南京艺专教导处主任的年轻曹禺,和南京艺专的一批师生,在余上源校长的带领下,坐三条大木船进了川。面容姣美的凌管如,学的是戏剧表演艺术,18岁的她,在充满野性的川江号子声中,感悟着生命的张力。她也想加入到拉纤的行列中,大家都说她拉不动不让她拉。曹禺老师积极道:我来拉,我力气大。在崖石上,和纤夫一道匍匐而行的曹禺,刚发表完与《雷雨》齐名的话剧《日出》。拉纤时,曹禺用力地几乎伏在地面上,还给大家喊口号:小伙子们不怕苦啊,加油干哪使劲拉啊!其实,有的学生比他的年纪还大。他当时穿一身长棉袄,敲着大锣招呼着师生们下船、集中、开饭,说是鸣锣开道。

  在战争的烽火中,秦必韬的父母、外婆和舅舅离开湖北老家,汇进了西迁的人流。现66岁的世界不动产联盟台湾分会秘书长秦必韬说:那时妈妈怀着我,随着外婆坐在一条小船里逆流而上,舅舅、父亲他们在岸上帮忙拉纤。没提防纤绳碰到舵上,小船一下翻了。不会游泳的妈妈,顿时眼前一片漆黑失去了知觉。江水裹着母亲和她未出生的孩子,向下游漂去,所幸时值长江枯水期,当一路寻来的亲人发现搁浅在石滩上的母亲时,她已接近临产,此时秦必韬就诞生了。

  一位正在中国采访的西方记者,被汹涌的移民潮所震撼,他写道:中国在移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集体移民。大批衣衫褴褛的人们,通过山路、水路向西移动,这景像是游牧时代以后绝无仅有的。原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教授,现85岁的唐德刚回忆:我跟随他们跑的那条路,正是太平天国的石达开走的路。而且那大山上只有这么一条路。当年,16岁的唐德刚与同学结伴而行,离开安徽老家,翻越大别山,经湖北宜昌,由恩施入川。漫漫蜀道,崎岖难行,唐德刚每天都看到因饥饿、疾病而倒下的同路人。那条小路每到夏天瘟疫横行,路人都死了一半,他亲眼看到有一家六口人死后却有七具尸体,原来有个路人投宿其中。一代国学大师南怀瑾说:他在重庆报纸上看到:一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逃难去重庆,路上母亲生病,怕耽误孩子赶路,后设法自杀身亡,临死前还嘱咐孩子:快走,不要管我。两个孩子只好就地把母亲掩埋,继续赶路。南怀瑾先生每每谈起此事,即情难自禁地流下眼泪:那是一个让人无法释怀的岁月。

  唐德刚在逃难途中,他和同伴到了一座既凉快又没蚊子的公路桥上,后来来了一批十岁左右的女同学,十四五的他们即慈悲心大发充好汉地把好地方让给了这些女同学了。一群少男少女,就这样相遇在荒山野渡。西去路上,无论是多雨的季节,还是飘雪的日子,人们都在相互支撑。友情和亲情,抚慰着一颗颗漂泊的心灵。然而,正是一段患难中的友情,却造成80多岁的唐德刚一生都挥之不去的阴影。

  这天夜里,他被一阵奇异的声音惊醒。原来是天降大雨,山洪暴发,只听一阵啊啊啊啊的呼声,短短几分钟,山洪把附近冲刷得干干净净。翌日早,他们怎么也找不到她们了,连一件衣服、袜子的踪影都不见。那时候死了多少人多少学生,皆无法统计,人死了就挖个坑埋掉。可这些尸骨无存的女孩连姓名都不曾留下。此后,许多与唐德刚一同出来的安徽同乡,也先后倒在西迁的路上。

  一场冬雪染白了远近的山林,装载着7000多箱国宝的车队,在800里秦川上蜿蜒西行。为避开日机轰炸,他们过黄河、入潼关,翻越高高的太白山。当时一路艰险,路不是太宽,两辆车在山崖上错车时,外面那辆车的后轮有时悬在外面。有的地方路面凹进山壁,山崖就在车顶上。队伍里,17岁的梁匡忠是经熟人介绍,正式加入押运工作的新人。他整天跟着车子东躲西藏,怕天机泄露,还不能随便说笑。尽管如此,在翻越秦岭时,还是被山贼盯上了。

  由于车队押运有机枪,山贼们几次跃跃欲试而未能得手。一路历尽艰辛惊险,19397月中旬,装载着7000箱文物的车队,终于到达了四川中部,风景宜人的峨眉山脚下。

 

十一、保卫宜昌

  船员、水手、运输大队及流亡的难民之所以能够过宜昌,西上四川,实现整体大转移,当然离不开抗击日军的军队对日军的阻击。在保卫宜昌的战役中,中国一位将军的名字永远刻进了史册,他,就是张自忠将军。

  从1938年秋天起,日本近卫内阁扬言攻击重庆,在华日军纷纷加紧军事行动。张自忠将军率部截击向宜昌方向进犯的日军主力。

  19395月,日本第十一集团军司令冈村宁次调集10万大军,兵分两路,一路进犯随县,一路进犯枣阳。

  张自忠率三十三集团军从外线夹击敌人,并率领骑兵第九师及总部手枪营出敌不意,冒险东渡襄河(汉水的一段),拦腰截击敌军主力,在田家集大败日军,取得了襄东战役的胜利。

  粉碎了日军围歼第33集团军的企图,并一举收复枣阳、桐柏等地区,史称鄂北大捷

  同年12月,日军又集中大量兵力向驻守长寿店地区的第33集团军132师等部阵地发起进攻,双方激战77夜,132师阵地多次被突破。张自忠决定用奇兵打击日军神经中枢,调第132359团于夜间绕道偷袭日军设在钟祥县的总指挥部。部队临行前,张自忠鼓励将士们说:国家养兵就是为了打仗,打仗就会有伤亡。人总是要死的,多活20年少活20年转眼就过去了。但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为国家为民族而死就重于泰山,否则轻如鸿毛。在张自忠的激励下,奇袭部队一举端掉日军的总指挥部。

  进攻的日军惊闻老巢被端,陷入极度慌乱之中,张自忠指挥部队趁势发起猛攻,打得日军狂退60里。19404月,日军再次集中30万兵力进犯鄂北的随县、枣阳地区。中将军衔的张自忠亲率仅剩的2个团加总司令部直属特务营渡河作战。51日,张自忠亲笔谕告所部各将领:看最近之情况,敌人或再来碰一下钉子,只要敌来犯,兄即到河东与弟等共同去牺牲。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它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于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愿与诸弟共勉之。

  56日晚,张自忠又亲笔给副总司令冯治安留下临阵遗嘱,进一步表示了以死报国的决心。书中说:因为战区全面战事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师和179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不顾一切与北之敌死拼。设若与38师和179师取不上联络,即带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张自忠率2个团和1个特务营共二千余人东渡襄河后,一路奋勇进攻,在方家集将日军第13师团拦腰斩断,日军遂以优势兵力对张部实施围攻。张自忠面对人数比他多一倍半的日军毫不畏缩,多次指挥部队向日军冲杀,但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入番瓜店十里长山。

  516日下午2时,张自忠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8人,他掏出笔向战区司令部写下最后近百字的报告,交给马孝堂并留下遗言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

  经数日苦战,部队减员甚多,弹尽粮绝。张自忠身先士卒战斗在第一线,周围的警卫皆没了,最后7个日本兵向他围攻,用刺刀将他击倒,壮烈牺牲。

  张自忠将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直接牺牲在战场上的亚洲战场最高职务第一人。

  蒋介石惊闻张自忠殉国后,立即下令第五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继张自忠任第59军军长的黄维纲率部再渡襄河,与日军展开了激战,终于在方家集寻得英烈坟墓,开棺将忠骸起出。

  张自忠遗骸运到宜昌后,宜昌十万人不惧日机在头顶盘旋,迎接张自忠灵柩。卢作孚派专船送灵柩至重庆。蒋介石率全体军政委员前往码头迎接,并为之举行了国葬。冯玉祥亲自为张自忠题写了张上将自忠弟千古荩忱不死的题词。延安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题写了尽忠报国的挽词。

  一年后,日军占领宜昌,并加紧对长江封锁。

 

十二、黄河在咆哮 

  1938年深秋,一向干旱少雨的山西北部山区,下起了绵绵细雨。在荒芜的崇山峻岭中,各路中国军队,冒着秋风秋雨向长治、吕梁等地集结,准备向盘踞在此的日军发起进攻。与此同时,另一支队伍也在风雨兼程向吕梁山区疾行而来,他们就是从武汉出发的抗敌演剧三队。三十多个队员里,除湖北青年外,还有来自上海等地的流亡学生。大战在即,他们把舞台搭到前线。

 

 

 

  胡宗温回忆:我们到一个地方演出,背包是不打开的,一有情况背起就跑。演剧队撤离不久,部队就在一公里外的地方,与日军交上了火。山西是平津地区的重要屏障,日军为确保对华北的占领,迅速纠集了10个师的兵力,于12月下旬分四路向中国军队包抄而来。自武汉出发,演剧队头一次遭遇如此危机时刻。

  敌人打过来了,演剧三队就摸黑跟在敌人后面,在崇山峻岭间夜行军。有时走累了,一听说原地休息,即就地一躺;一说走,眼睛还没睁开爬起来又走。年轻人本好睡,加上白天累了一天,晚上行军走着走着就睡着了。为防止掉队,队友们有时就用皮带,你拉着我我拉着你。胡宗温年纪小,捏着队友的皮带,一边走一边睡觉,有时走岔了撞在大树上头撞出大包;有时走着走着,这边的人手不知怎么松了,那边的人就走丢了。有一次,胡宗温把前面的一个人拉松了手,迷迷糊糊地和后面拉着他的赵寻不知走到什么地方了。赵寻骂他:你是怎么走的!再一听,隔壁山头上好象有人说话,他俩正想小声地喊,可觉得不大对头,什么叭格的好象是日本话。两人赶紧停下了:再走就坏了,差点就走到他们那儿去了。

  此刻,从吕梁山区撤离出来的第三演剧队,行进在沟壑纵横的黄土坡上。胡宗温一口气爬到了一个土坡顶上,放眼看到前方五里以外一片雾气腾腾,细密的水珠朝自己扑面而来。他不知道那是黄河少数的几个险峡之一的壶口。黄河在这里被横阻的山峡断成上下两节,原来宽两三里的河水被挤在仅仅几丈宽的峡口里。从数十米高处飞泻成瀑布落下,隆隆的响声十里外都听得见,腾起漫天的水蒸气,景观非常壮丽。行至近前,那飞瀑冲击着河面,比地震还厉害。胡宗温好奇地慢慢走到壶口边上:天哪,那河水一下倒了下去——下面是万丈深渊。那么高的落差倾倒下的水流,发出隆隆的响声,震荡着脚下的土地。而他们就要从壶口下面的激流过河。

  胡宗温他们过黄河时,是乘坐着两头是方,中间像个大盒子死笨死笨的那种船。船夫不许他们在旁边,都得坐在盒子里。两边的船夫皆光着膀子划船,大家都听从后边那个掌舵的小胡子的号令。渡船朝着西北方向逆流而上。船工们和着高昂的号子,奋力划桨。

 

 

 

  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从北平辗转而来的著名作家刘白羽。现85岁的著名指挥家邬析零回忆说:黄河古渡,河面宽阔,水势汹涌,没有经验的船夫是过不去的,他们过河时喊的号子激荡人心。浪涛的怒吼交织着船夫号子,让队员们听得都喘不过气来,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生死搏斗。赵寻还记得:他们一行包括光未然,都坐在船中间不敢动弹,都把心提到嗓子眼上看着船工们喊着号子划桨,在急流旋涡中蜿蜒起伏地行进着,直至快到对岸了才松了口气。

  船刚一停稳,诗人光未然拽住了音乐指挥邬析零,向他请教欧洲康塔塔音乐的曲式。康塔塔的中文意思是大合唱。据邬析零日后回忆: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刻,光未然提出大合唱的问题?惟一的答案是:惊心动魄的渡河场面,触动了他的灵感。这位出生在武汉的长江儿子,此刻翻动起黄河的波涛。

  军号吹散了晨雾,刚到达延安的演剧队青年穿起军装,同战士们一起出操。此刻还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老大哥光未然,已在窑洞里熬了几个通宵。他们住的是延安的西北旅社,那天晚上光未然就要对大家朗诵他写的《黄河大合唱》的歌词,把冼星海也请来了。光未然约花了六天时间,写了八段歌词,他那时手摔了,由胡志涛记录的。他念,冼星海在那听。听完了还没等大家提意见,冼星海就把歌词拿过去说:我保给你谱好。光未然道:你有什么意见?我改一改。冼星海说:没意见,回头我谱好了你看吧。冼星海也激动了。与诗人产生共鸣的作曲家冼星海,在上海沦陷前夕踏上了西去的路。

 

十三、激情唱响世界

  摄制于1936年的影片《壮志凌云》,讲述了东北农村几户人家,从流亡到最后团结抗日的经历。不久,影片作曲冼星海,走上了与主人公相同的道路。而剧中男主角的扮演者田方,这年也来到了延安。现84岁的著名演员于兰回忆:当时我看这个人眼睛怎这么熟啊?好象在哪儿见过。啊呀,这不就是《壮志凌云》里面那个男演员吗?他怎么不当明星到这儿来了,也跟我们一样穿著草鞋、布衣。不由心生敬佩。田方被认为是上海滩最有希望的硬派小生,而在他星途灿烂时,却千里跋涉到窑洞大学任教。

  滚滚的延河水,逶迤向东流去。共同的经历和信念,使他们的心渐渐靠在了一起,他们同作家刘白羽也成了亲密战友。延安鲁艺的一座窑洞里,音乐家冼星海正在为《黄河大合唱》组曲做最后的润色。那时也没电灯,就在烛光和油灯下进行创作,冼星海就趴在桌子上谱曲,他一边谱这边就一边唱,最后改了两遍。

  诗人光未然不慎坠马左臂骨折,他忍着疼痛写下了400多行的歌词后,又披着件斗篷,遮住吊着的手去参加朗诵,他能背出自己写的词《黄河大合唱》,整个一段诗朗诵都是光未然自己念的,里面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句子。这些身居窑洞的艺术家们,此时此刻要用激情的笔、跳动的琴,向翻腾怒吼的黄河,诉说我们民族的苦难与希望。

  胡宗温回忆:1939413日,《黄河大合唱》公演那天,后勤给大家在唱歌前每人吃个生鸡蛋润嗓子,大家兴奋不已:这是《黄河大合唱》首场演出,在陜北公学礼堂后台化妆的队员们还不知道,场外已有上千观众等候。浅灰色的军帽、军服,一扎皮带,男男女女站了两三排,非常整齐壮观。姑娘们还掏出了军棉袄里的棉絮,以展示她们的英姿。

  排练是冼星海组织的,合乐后由邬析零来指挥。胡宗温回忆说:虽然比起现在来唱的音色不是顶好,但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那种情绪、感情、思想,在我们脑子里非常具体。开口一唱,就想起我们在船上。赵寻回忆:那时唱得也不一定好,但热情很高,大家唱起来连舞台的地板都震动了。几天后,这些从武汉来的年轻人离开延安,又奔赴抗日的战场。

  1938年的春天,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在上海出版,许多对西北边区产生兴趣的青年怀揣这本书奔赴延安。现84岁的著名演员于兰回忆道:当年到延安一路走了很长时间,最后一天我怎么也走不动了,下午四点多钟时大家简直是一点力气也没有,忽然有个同志看到宝塔山了,一下大家也不知道饿了、累了,便向着宝塔跑去。

  中共中央战时所在地延安,地处陜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的中心,自抗战爆发以来,无数青年人汇集在这座偏远古城。他们在窑洞里的大学上课,学习军事、文化,日后又从这里奔赴抗日战场。初来乍到的于兰来自北平,她被黄土坡上一座欧式建筑吸引了:原来是盖得相当精致的一座教堂。如此偏僻处怎么会有教堂呢?她们也进去看看,进去一看,黑压压的一大片,在台上两个气灯的映照下,有个穿军装没打裹腿,系着腰带的女孩,在指挥唱歌。于兰她们一下被吸引住了。

  始建于1925年的桥儿沟教堂,已辟作鲁艺的校舍。同学们清新、活泼的神情,感染了这位喜欢艺术的年轻人,几个月后,于兰考入这所充满朝气的学校,而与她先后脚离开北平的刘白羽,同时也在该校执教。刘白羽回忆:那年我的生活非常艰苦,一年没有发衣服。我现在还有一张那时穿著破破烂烂棉衣照的照片,而且只能吃小米饭、山药蛋。于兰回忆:即使延安的生活是那么苦,仍挡不住大家欢快的情绪。每天晚饭后,大家都成群结伙地在延河边散步。著名学者艾思奇曾这样描述:生活是极度的苦寒,所有的物质供应是在最低限度的水准上。

  沈鸿,上海利用五金厂经理,在众多企业迁往大西南的时候,他把目光投向西北黄土高坡。叮当作响的窑洞里,不但生产出杀敌武器,而且还敲打出自力更生的镰刀、锄头。开荒很苦,山坡上几乎都是长满草和树根的处女地,结得紧紧的,一镐头下去根本挖不开,像于兰这样的女同志,得好几镐头才能开出一块地来。

  一个早晨,重庆方向飞来的C—45型运输机,降落在山下的空地上。他们是美军观察组,又称迪克西使团

 

十四、承载中国的梦想

 

  原迪克西使团的记者鲁道夫回忆:初到延安,听说那里很冷会被冻死,军队的朋友送我一件皮大衣,后来我觉得并没有说的那么冷,天空中下着小雪很漂亮。这里的人民都很热情朴实,我很快就喜欢上这个地方,这真是个神奇而美丽的国度。他对欢迎会上一种叫秧歌的舞蹈记忆犹新;说大家对跳舞兴致很高,小伙子们都很喜欢参加这样的晚会。连朱德也跳舞了,把舞伴推过来拉过去,像柔道似的。与国外不同的是:妇女都穿著蓝灰的棉衣棉裤跳舞。

  迪克西使团用柯达公司刚刚问世不久的彩色胶片,拍摄了一部反映延安生活的纪录片。片子开头这样写道:这里人们的最大魅力就是简朴,他们的目标是勤奋工作和简单生活,山洼里的年轻人都充满精力、活力。他们还发现:雨后泥泞的街道上走着一匹匹个头矮小的驴子,几乎看不到汽车行驶,与中国南方城市的喧嚣不同,这座古城十分沉静。

  1938年深秋,一场大规模军事演习在湖南湘潭郊外展开,这支中国惟一的机械化部队刚刚从中原战场撤出,为保卫长沙而屯兵军事要地——湘潭。刚刚攻下武汉的侵华日军,此刻正伺机南下湖南,夹击长沙。面对即将到来的生死大战,年仅35岁的机械化部队司令杜聿明陷入焦虑:他的部队所有的坦克、装甲车、卡车都是从美国、德国进口的,一旦在战争损坏,若无配件失去动力,即成一堆废钢铁。这个令杜聿明头痛的问题,早就引起了一位机电专家的注意,尽管他身单力薄,却毅然挑起了为战车试制大马力动力机的重担。

  这天中午,一辆小车沿着崎岖小路,绕过衡山,来到机械化部队驻地,开车的是著名机电专家支秉渊,正是他在抗战前后为军队试制各种型号的发动机。他这次来并不是为杜聿明送机器,而是想要回正在这支部队里服役的他原来最得力的骨干,帮他攻克技术难关。

  此时已攻占湘北重镇岳阳的十万日军正沿铁路线南下,长沙之战迫在眉睫,华南战场硝烟四起,正率队开赴前线的杜聿明,未答应支秉渊的要求。离开杜聿明部队后,支秉渊没有打退堂鼓,这位从小在浙江嵊县穷山村长大的男子汉,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十八岁那年,支秉渊考取上海交通大学,不久就成了一名机电专家。

  原新中厂工程师,现80岁的王紫云回忆:支秉渊早就想造汽车发动机了。1925年,支秉渊开办上海新中动力机厂,很快在中国机械工业界脱颖而出,他指出:改变中国人用的汽车全部从外国高价进口的局面。

  工业史专家陈正卿说:中国人想造汽车,从一九二几年起就开始有人动脑筋了。192864日,皇姑屯事件中,东北王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其子张学良主政东北。两个月后,张学良招来工业巨头和汽车专家商量有关事宜。一年后,取名为民生牌的第一辆国产汽车在沈阳迫击炮厂诞生,不久即被送往上海展览,成千上万的上海市民争相观看,也在其中的支秉渊,记住了这一群情振奋的场面。

  上海工业史专家刘浩林说:支秉渊看了这台民生牌汽车后很有触动,一方面觉得中国人自己造出了汽车了不起,另一方面他觉得这台车毕竟是采用进口的零部件组装的,而他想造一台包括发动机在内,全部由国产的真正严格意义上的国产汽车。民生牌汽车在上海正式展出仅仅六天,九一八事件爆发,东北工厂全被日军占领,张学良初创的东北汽车工业戛然而止。而在黄浦江畔,雄心勃勃的支秉渊日以继夜,殚精竭虑,积六年心血,凝结成一种新汽车的雏形,这时已是1937年夏天。这年813日,淞沪战争爆发,他的精心之作,就像是一个尚未完全成型的孩子,在火光中夭折了。

  刘浩林回忆说:当时新中公司所在的闸北地区,是日军轰炸的重点,支秉渊经常冒着炮火回厂组织抢运,连生命也顾不上。同时遭难的还有胡厥文的嘉定合作五金公司、五金厂。搬迁中,有个职工被空袭的日本飞机炸死了。胡厥文的新民厂和合作五金厂,是第一批从苏州河出去的。沉重的船队装满死里逃生的人们和从战火中抢运出来的工厂机器向西移动,他们要在前途未卜的后方建立起中华民族新的支点。支秉渊凭记忆重新绘制图纸。中国人百年不绝的汽车梦,像是一副千斤重担,压在这位身板厚实的中年人身上,支秉渊决心更上一层楼,制造出严格意义上的中国汽车。没想到,支秉渊刚到湖南长沙,工厂还没有安顿好,日本军队就逼近了。沉浸在汽车梦里的支秉渊也只好拆下机器上路,这次他搬迁的目的地是湖南西南部山区祁阳。

 

十五、长沙惨象

  1937925日,曾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日本军队在平型关遭到迎头痛击,一千多名日本兵被八路军收拾得干干净净。消息传来,中国兵民精神大振。平型关大捷六天以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家从北平辗转千里来到湘江名城长沙。

  73岁高龄的梁从诫,对于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从他的叙述中,我们得知,当年梁思成夫妇是几经辗转才到达长沙的,路上颠沛流离,先坐火车到天津,然后从天津到大沽口坐轮船到了济南,又从济南几经颠簸到了长沙,然而,到了没几天,就遭遇了日本在长沙的第一次轰炸。

  当时听到飞机声,梁思成还以为是苏联援助中国的飞机到了,跑到走廊去看,结果看到飞机上落下小黑点,大叫不好,是炸弹,一看是日本飞机的红膏药标志。于是梁思成抱着女儿,林徽因抱着儿子,拉着母亲,匆匆忙忙从楼梯上下来,然而就在楼梯拐角处,一颗炸弹落在了房子的后墙外面炸开了,梁思成那时候已经到了院子里面,林徽因还抱着梁从诫坐在楼梯拐角上,从那个转角上一下子飞到了院子里面去,万幸的是没有受伤。

  梁思成第二天回到那个被炸的房子里去,到那个后门口,看见墙上一个人的血印子,那是一颗炸弹的气流把整个人冲到墙上,尸首拿下来后,上面就是一个人的血印子。

  几天以后,大难不死的林徽因用诗人特有的感触写道:战争正在前所未有地阴森森地逼近我们,逼近我们的皮肉,心灵和神经。

  而从河南一路西迁到湖南长沙的牛惠临,此刻也看到了一幅惨象。

  如今已73岁的台湾著名实业家牛惠临,当年随父母离开中原老家时,途中为了躲避日机轰炸而与大人失去了联系。11岁的牛惠临和10岁的表弟为了不丢下只有六七岁,走路摔坏了腿的小表弟,只好抬着他上路。稚嫩的肩膀、瘦弱的双脚磨出一道道血痕,两个幼小的心灵却从未想到过放弃担架上的小弟弟。

  西迁到湖南长沙表妹家后,牛惠临再次遭遇日军的轰炸。表妹家被炸成了废墟,牛惠临当时从废墟里钻出来以后,看到表妹在哭,旁边她家里的房子已经倒下来了,她哭着说妈妈还被压在梁子下面,牛惠临上去一看,看到半个脸,还在动。两个惶恐的孩子,在呛人的硝烟中孤立无援。那时他们都急着想办法救她妈妈,想把废墟屋顶的木头抬起来,可是他们抬不动,好不容易动了一点,结果空气进去了,火烧起来了,看着表妹的妈妈活活烧死在下面。这残酷的一幕直到今天还依然在牛惠临的脑海里出现。

  云起云飞,潮涨潮落,动荡岁月里,烽火少年变成了一位著名实业家,只是原先谁也不知道,在他的心底里,竟藏着如此深刻的痛楚和伤痕。

  此时的长沙已不是西迁者们的久留之地。在途中,处处险情迭出。

  当时的新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工程师裘汲在西迁路途中,火车的一节车厢爆炸了,爆炸的时候大家都逃了,没有小孩的人很快都逃掉了,只剩他们一家,大儿子拉着还能跑,小儿子不得不抱在手里,在迫于无奈下,他们只好将小儿子藏进一个箱子里。等炸完了,他拼命找孩子,最后在一个炸药箱下面找到他,那个隐藏他儿子的箱子,居然是一个炸药箱。

  在路途中,随时都有可能与死神擦肩而过。

  正在为西迁工厂找地方的胡厥文应一位朋友的邀请,也路过这个火车站,没想到一个意外的选择竟让他逃过劫难。

  他的朋友说,明天你们一早就走,你们干脆就在车上住吧,胡厥文说,我们旅馆已经住下了,旅馆住着舒服,还是明天一早来吧。结果第二天起床一看,当天日本人轰炸火车站,整个车皮都烧掉了,他的朋友也因此遇难身亡了。

  遍地倒下的,都是手无寸铁的无辜平民。

  胡厥文看着遍地的尸体,就用柳州运来的木头做成很多棺材。他为他的朋友夫妻俩一人做了一个棺材,其它有死者太多,他就做了一些大型合棺。

  眼前的惨相使胡厥文无比震怒,他立马调整工厂布局,生产枪炮,支持抗战。和他有着同样想法的,还有支秉渊。

 

十六、中国第一辆汽车

  支秉渊,近代中国机械工业奠基人之一,我国内燃机研制的先驱。1925年受五卅运动的影响,支秉渊联络了大学同学和校友,在上海筹办新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现上海新中动力机厂)。新中寓有新中国之意,反映了支秉渊等爱国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振兴民族工业的志向。

  ·一三上海抗战的次日,支秉渊的部属对汽车制造颇有想法的陆景云决定向支秉渊请长假,从军抗日。支秉渊积极响应资源委员会等部门组织的内迁,率领新中员工历经艰辛,将上千吨器材迁往武汉。武汉告急以后,新中继迁长沙以及祁阳。长沙离武汉不足千里,且无险可守,若武汉失守,长沙即成为前线城市,从战争角度看在长沙设厂似无必要,甚至极不明智。而支秉渊在长沙设立分厂的根本目的,便是为了早日实现制造较大马力汽车发动机的夙愿。他对制造技术复杂的内燃机,可谓念念不忘。长沙黄土岭新建的新中公司制造分厂于1938年开工,支秉渊急于请陆景云回厂主持试制发动机。因战事紧张,杜聿明最初不准陆离职。后经支秉渊亲赴湘潭向杜聿明面陈理由,杜才批准陆回新中以支持支秉渊的爱国之举。

  由于经济部官员出面,杜聿明的二百师将一辆已报废不能运行的德国卡车赠送给支秉渊。其发动机为M.A.N牌狄塞尔高速柴油机,功率为65马力,额定转速为1800转/分钟。支秉渊决定仿制这种发动机,在没有任何有关资料的情况下组织测绘。陆景云到厂后,与支秉渊一道不顾敌机轰炸的严重威胁,决定建立汽车零部件批量生产线。

  战时后方冶金工业仍落后,钢材供应远不及上海方便,条件非常艰苦。支秉渊四处奔波,多方打听供应渠道,终于想到向铁道部门购买被日本飞机炸坏的机车的废件作为原材料。当时估计机车主动轴是好钢材制的,就用它来制造曲轴,用轮箍制连杆,用钢轨制一般钢件。没有较大的锻压设备和合用的磨床,制曲轴时先将车轴锻扁,然后在机床上切削成型,最后再精车和研磨。在自炼铸铁过程中,找不到进口的铁镍合金颗粒,就以镍币为添加料,与铸铁、废钢同在化铁炉内熔炼,炼成低镍合金铸铁。由于支秉渊,陆景云等人有战前经验,新中顺利铸成气缸体、缸盖,用废飞机零件铸成了活塞。另外如油泵、喷嘴及飞轮锻坯,由支秉渊去香港购买。由于粤汉铁路运输已不正常,他就亲自押运,从香港用民船运到广西钦州、防城一带上岸,再用人力经数百里挑到南宁,再经公路长途运输到厂,长沙大火后,新中厂又迁到祁阳,其路线非常之曲折。

  湖南祁阳,西靠越城岭,东接湘江,是通往广西、贵州的交通要冲。抗战时期西迁工厂的聚集地。支秉渊到这里来,是看中它离长沙不远,可以更迅速地为前线服务。

  同时,支秉渊还写信给胡厥文,请胡厥文到他这边来走走。因为胡厥文也是搞机器的,他们合作的可能性比较大,关系也比较好。

  于是,胡厥文很快在祁阳办起了新厂。支秉渊和胡厥文原来就都是上海工业界的领袖人物,现在,在远离上海的湖南山区,他们又一次携手,一个造车,一个炼钢;一个为抗战提供动力,一个为抗战制造枪炮。一时间,使人口比战前翻了一番的祁阳,有了小上海的雅称。

  1942年夏天的一个月明之夜,注定要被加载中国汽车发展的史册。

  那天夜里,中国第一辆汽车诞生了。

  上海工业史学家刘浩林评价道:支秉渊造的这辆车,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中国人自己造的第一辆车,因为这辆车的发动机是支秉渊自己造的,它的变速箱、传动器、转向机构,几乎所有的零部件都是支秉渊自己造的,所以非常了不起。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亮了中国人制造的这辆新车。

  一个月以后,深秋的山区已透出阵阵凉意。支秉渊起了个大早,精神抖擞地驾驶新车上路,他要翻越贵州、四川的崇山峻岭,参加正在后方重庆举办的工业展览会。

  为了参加这个展览会,路上还真是惊心动魄。

  支秉渊驾车走的是山路崎岖,蜿蜒曲折、被当地人称为十分危险的回龙道。这样从山底到山顶要半天。爬坡的时候爬不动,车子突然要往下滑。如果滑下去就会掉进深谷里,这时候大家惊恐得大汗淋漓,司机死命地踩剎车,在关键时刻,车终于剎住了,大家有惊无险地逃过了一场劫难。

 

十七、流亡中的李家兄弟

  悲壮的大迁徙是分步骤进行的。当上海的民族工业先行远迁后,上海的学者、专家和普通市民也卷进了迁徙大潮。

  1941128日凌晨,上海英、法租界内,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

  枪声平息后,大胆的市民走出家门,发现高层建筑物上飘着太阳旗,街头巷尾站着日本兵。原来,就在几个小时前,日军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

  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李政道先生当时就在上海人民广场的旁边,在摩尔敏的教堂听课的时候,日本人走进来,全都端着枪。整个课堂一片惊悚。李政道觉得不应该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下继续居住,于是同二哥商量之后,他们决定离开。

  李政道正在读中学,二哥李崇道读大学预科。和沪上许多有钱人家孩子一样,兄弟俩就读的,是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

  李崇道回忆道:珍珠港一爆发,日军就到租界上来。家父知道我们这几个宝贝儿子都有极大的爱国热情,而且我们都练了很好的武功,脾气也不大好。父亲担心日军到了租界来,我们会跟日本军队当面冲突,如果真格的干起来,那我父亲就收拾不了了。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就送我们到内地去了。

  一路追赶西迁学校的李崇道、李政道两兄弟,也随学校几经辗转。

  当时有很多学校都在迁移,李家兄弟路上看到一个学校就跟着他们走一段,他们脑子里想的都是到大后方去。他们主要追赶的是浙江大学,而浙大却一直在流亡中。于是哥哥李崇道用仅有的一点钱买了一张车票,托一个同学带着弟弟先逃,自己流落去福建。

  在这动荡不安的年月,兄弟俩车站一别,是暂别还是诀别,命运又将如何,谁也不知道。

  与二哥李崇道分手后,李政道靠着学校提供的一顿午餐,硬撑着到了赣州。此时,身无分文的他,已是一副难童的模样。

  离开上海的李政道,没有考虑到这次旅途的艰难性,以为只是逃离日本人统治的生活,在附近找个地方住下,随时可以回上海看望父母。于是带的钱很快花没了。然而事情远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踏上了迁徙的路程,一切都是身不由己的。

  赣州是经过江西通向大后方的门户,刚刚抵达的李政道,走进了一座路边小楼。上了二楼,看到有一本商务印书馆的大学丛书,便一个人看了起来,边看边思考。

  十五岁,正是多梦的年龄,但是跟着流亡学校,一路辗转的李政道,即便对将来有过各种美好的设想,也绝对没有料到,这本书,会给他日后的命运带来重大的转机。

  他懂得了什么是牛顿定律,并且懂得了自己的思考和掌握,这让他很快发掘了自己的能力。

  当他把这一发现告诉老师时,却被别人误认为疟疾发作。

  原来,那时的李政道身体虚弱,经常生病,最主要的是疟疾,并且是恶性的疟疾,所以每两个星期,要高烧一次,身体发抖一天到两天。当他的少年感悟不被别人理解时,别人只好嘲笑他在发烧说胡话。

  李振道苦闷至极。

  在这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地方,少年李政道不顾旁人的齿笑,一边与病魔抗争,一边探索着宇宙的奥秘,寻找着人生的意义。

  赣州临时中学,收留了一批像他一样因病暂时无法继续西迁的学生,因为师资紧张,校方指派李政道为代课老师。为此,他暂时在赣州停留下来。那年他刚满16岁。

  而此时,他的哥哥李崇道,却到了桂林。

  广西桂林,是抗战时期又一个文化名城,与弟弟李政道分手后,李崇道来到这里,准备报考大学。当时李崇道的成绩一直不错,号称光荣学生,除了国文,其它功课都是A,然而这位在上海长大,不知耕耘为何物的理工高材生,却阴差阳错地报了个农学院。而他报考农学院的目的也很单纯,就是钱用完了,刚好,广西大学农学院招考公费生,为了吃饭就考了。

  在战争带来的残酷现实中,命运之舟,被狂风裹挟着前进,至于走向何方,谁也顾不上去想,更无法预测。

  因为考试,所以要省钱买参考书,有时候一天吃一顿,有时候两天吃一顿。一天,买书的时候,突然头一晕,眼前完全黑了,最后是店员把他扶上车,车夫把他拉回了旅馆。

  一身武功的年轻人,就这样被饥饿和病痛击倒。身无分文的李崇道,只能以茶代药,最终拖着一双沉重的脚,走进考场。刚刚考完交了试卷,人就跌在讲台前面了。

  这年春天,李崇道被广西大学录取。

  当年广西大学,在桂林郊外的燕山村。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师生们经常在岩洞里上课。与李崇道差不多同时进广西大学的卢鹤绂,这样写道:头上飞机轰炸,脚下蛇虫横行。这位年轻教师,半年前,携新婚妻子从美国回来。同事们经常和他说笑,说他们是从天堂掉到地下。

  酷爱京戏的卢鹤绂,在美国读的是核物理专业,他的博士论文被定为绝密资料。当他所在的课题组,向诺贝尔奖冲刺时,卢鹤绂毅然离开了美国。在给父母的信中,他写道我要与国民共患难,报效祖国

  李崇道说:这批老师都很好,尤其是广西大学农业试验场教职员工,因为打仗,很多学校也往内地跑,所以浙大农学院很多的好老师都被广西大学请去了,我也很有福气。

  何康这年也考入广西大学。

  何康所住的那个宿舍里面有十几、二十个同学,大部分都是下江人,也就是从上海、南京等各地方到广西来读书的青年学生。他和李崇道是上下铺,那时候点的是桐油灯,吃的是糙米饭,但是大家那个时候读书很用功。李崇道当时还获得了畜牧兽医系奖学金。

  30年后,何康与李崇道,分别担任了海峡两岸的农业部长,历史竟有这样的巧合。

  何康记忆中的李崇道是运动健将,而他自己则是文弱书生。畜牧兽医系经常要杀牛、宰羊,李崇道力气大,把牛给摁下去,操刀便是他的事,胆子也大,人又比较爽快,所以每当这个时候,他总是一把手。

  烛光下,他们又迎来一个春天的夜晚。

  乳鸽变成了秃鹰一样的,那时候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真正的男子汉站起来了。李崇道说:假如我没有到内地去,可能在上海温室里长大,就不是我现在的李崇道了,完全不一样的。这不是钱可以买得到的。

  分隔40多年后的1985年,老同学相聚港岛。李崇道很激动,一见面大家互相拥抱,并不因为时间和空间得阻隔而感到生疏。他们想起当年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吃着糙米饭,用着桐油灯的日子,那些时光仿佛历历在目,挥散不去。

 

十八、又把相逢当成分手

  就在李崇道、李道离家的同时,身处租界圣约翰中学读书的李道的表哥杨麟,也在准备随爷爷一起踏上寻父之路。杨麟的父亲、大达轮船公司总经理杨管北已经离开上海3年,在重庆紧张地指挥着大西南物资运输。

  日军进驻租界以后,已加紧对上海民生物资的控制,后方棉布更加紧张。在前线,许多中国士兵不得不穿着从死去战友身上扒下来的军衣继续作战。当时一部分在中国境内的日本军人认为如果太平洋战争和解,就可以调集200万军人补给日军在东南亚战场上的兵力。

  杜月笙的学生徐彩臣得悉日方这一信号,迅速和重庆方面取得联系,利用日军想要讲和示好放宽管制的心理,将沪上几千件棉纱,秘密转运至大后方。负责这一事务的杨管北通知了自己在上海的好朋友杨志雄。作为西门子在中国的买办,杨志雄一共准备了六千件棉纱,第一批三千件,从上海运到大后方去。

  杨麟和爷爷踏上了押运棉纱的漫漫征程。杨麟回忆:在租界长大的人,在那个时候,租界外面是什么样根本不知道。但是知道那个时候有许多学生、公司、厂家搬迁去大后方,总是认为这是个爱国的事情,同时也是非常时髦的事情。我一想着能够看到爸爸,就跟着去了。

  凇沪战争后,上海租界,一时还保持着中立,平和的环境让他们暂避了战争与苦难。

  去大后方,对于十四五岁杨麟来说,既好奇又兴奋。临行前,让他惦念的,是卧床不起的祖母。

  那时候,杨麟的祖母病重在床,肺癌。有天晚上,祖母跟祖父讲,时局很不好,一代传一代,管北走的时候,并没想到会这么长,会那么遥远,现在既然有这个机会,那么我们做祖辈的要把这个孙子交给他的爸爸。

  于是,杨麟便同祖父一起踏上了西去的火车。同在一列火车上的,还有著名剧作家于伶。

  这年初春,话剧《长夜行》在上海公演。剧中的三户人家,住在公共租界内,日军进驻租界后,男女主人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该剧上演几天后,就遭到禁演,剧作者于伶,躲过便衣的跟踪,挤上了西去的火车。同时乘车离开的,除了杨家祖孙,还有李家兄弟。年轻气盛的李政道同哥哥离开了家,踏上前途未卜的旅途。

  那是津浦路的火车,杨家祖孙的旅途中,从南京转车到徐州,然后徐州坐车到商丘,这一路从火车上看出去是一片荒凉,尤其是从徐州到商丘的时候,那惨不忍睹的景象杨麟至今记忆犹新,那时他才明白什么是中国,什么是战区。

  搭载着三千件棉纱的火车,经京沪、津浦、陇海铁路后,停靠商丘站,此时,西去长安的铁路已中断。

  杨家祖孙已经进入亳州境内,为绕开日军的封锁,车队沿古驿道前行,古驿道地形条件恶劣,崎岖不平,沿途竟是三不管的荒僻之地,前来接应的杨管北曾这样描述:亳州至洛阳一段最为艰辛,所到之处,人烟稀少,粗茶淡饭也难求,夜晚只得在土屋荒庙内歇脚。杨麟说,喝水是最痛苦的,一杯水摆在地上,大概要半小时以后才能喝,让泥巴沉淀下去,上面的一层是能喝的水。

  一场罕见的春荒席卷了中国北方,仅几个月,饿死人数多达300万,杨麟跟随的运纱车队,所经过的河南、皖北境内,灾情最为严重。一路上尸殍遍野、惨不忍睹的场景比比皆是。有个小囡已经发臭了,她的妈妈还舍不得,一直把她抱在手上。

  法租界、英租界内安逸优越的生活情形和租界外中国人民艰难抗战生活的强烈对比,让杨麟震惊,他没有想到中国人已经苦到如此地步。惊讶、困惑之余,悲天悯人的慈悲心肠在他心中生根、发芽。从此以后,资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成为杨麟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早春二月,运纱的车队,抵达豫、皖交界的十字河,先期到达的杨管北,见到了久别的父亲和儿子,祖孙三代感慨万千,泪水纵横。杨麟回忆道:离开上海到亳州大概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但是在这一个礼拜里面,我变了,我在这一个礼拜中所经历的,所看到的,深深地震撼了我的灵魂。

  飞雪迷蒙的十字河,杨麟三代在这里相聚,又在这里分手。

  随父亲继续西行的杨麟,一年后,走上抗日的前线。

 

十九、老舍的风骨

  1942年年底,一场饥荒袭击了北平,千年古城变得格外忧郁凄凉。

  这一天,胡同西头,老舍夫人胡絜青家里来了一位神秘客。老舍之子舒乙后来才知道,这位客人是受父亲所托,带来口信,要他们秘密离开这座被日本占领的城市。

  舒乙说:母亲一个人带了十件大行李,三个活行李。活行李就是我们三个孩子。母亲很伟大,因为她是个瘦弱的文弱书生啊,但是在那种情况下表现了中国妇女的这种坚强。

  五年以前,刚写完小说《骆驼祥子》的老舍正在济南大学任教,平津陷落的消息不断传来。

  一声巨响过后,黄河铁桥被炸。这时候日军已攻占沧州,正沿着津浦线南下,济南岌岌可危。在济南沦落前一天,老舍匆匆告别妻子儿女,西迁到重庆北碚。胡絜青则带着孩子回北平,照顾老舍病中的母亲。

  就这样,老舍离开了亲人,走进抗日的洪流,从此他忍受着漂泊流离的痛楚,从一个作家,变成了一个用笔战斗的文化战士。

  这一年,老舍母亲病故,胡絜青料理完丧事以后,按照老舍朋友指点乘着夜色,悄悄离开北平。先是坐火车向上海方向走,到了安徽亳县,突然离开火车向西,进入河南省境内。

  老舍托人向胡絜青说过,后方很困难,最好把家里的东西,包括被子铺盖都带上。胡絜青照办了。

  早在19386月,花园口黄河大堤被炸,汹涌的黄水延缓了日军南下的速度,同时也给无数百姓造成灭顶之灾。

  八个月以后,舒乙随母亲走上这同一条路。

  他们路过这个地方的时候,水退不下去,只好找船,把车拉到船上,再用船撑着杆,慢慢走。

  一路上景象凄凉,河南那一块地方老百姓身上连布都没有,全是絮絮。

  胡絜青一个人带着孩子,夹在灾民队伍里一路向西,穿越整个河南省。

  有一次走陆地,有很多坑,胡絜青在前头引路,她要看哪儿有坑然后告诉车夫,走这边,别掉到坑里头,结果自己掉进去了,因为她是退着走的,后来她在底下叫,救命啊,救命啊,几个车夫把她拽上来,腰摔伤了,但是她咬着牙继续走。舒乙现在想起来觉得母亲非常伟大,后来他写过一篇文章,记述了这个长长的逃难过程,他们一共走了五十多天,将近两个月,最后居然全须全尾地到了重庆,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目的地到了,但此刻老舍却躺在重庆远郊北碚的一家医院里,等待开刀。据医生诊断,老舍吃的米,掺的沙子太多,是沙子跑到盲肠里,使他得了阑尾炎。胡絜青百般无奈,只得安排孩子在重庆市区住下,好在有一批老舍朋友前来照顾。

  这时候老舍已有大批作品发表,成为后方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

  这个时候舒乙已经八岁了,而父亲却成为了一个又黄又瘦,体弱多病的老者,其实他这个时候还不到五十岁,然而看起来完全是个老头,刚割了盲肠直不起腰来,把整个身子都拄在那个手杖上。

  战乱中一家团聚,给贫病交加的老舍添了几分喜色。

  经历了离乱,老舍一家享受着片刻的安宁。可是没过多久,舒乙就得病了。

  舒乙在北碚因为身体瘦弱,水土不服,长了满身的天泡疮,这是一种水泡,肿了之后会化脓,这一个好了,另外一个地方又出来了,非常痛苦,满身长这个,不能上学,又痒又疼,妈妈爸爸都非常着急,就去求给爸爸治疗盲肠炎的外科大夫。

  医生的治疗方案是抽出亲人的血液,注入病人的身体,用血缘关系自然形成的抵抗力治愈这种怪病。

  胡絜青自告奋勇地说抽她的。当时她自己也瘦弱得不得了,于是刘大夫就抽她的血打到舒乙的身上,因为舒乙长得很瘦小,儿童的静脉血管找不到了,怎么扎也扎不进去,刘大夫急得满头大汗,舒乙哇哇大哭,疼得厉害,母亲在一边看着,难受到极点。

  慈母的眼泪滴在儿子的心头,酸疼酸疼的。

  舒乙得救了,但大笔的医疗费用却透支了全家的收入。

  那时老舍穿一双破鞋子,一双袜子,很朴实,天天晚上要到外面去散散步,上午在家里写东西,生活很很苦。喝酒时没有菜,就用花生米代替。老舍写作时必须抽烟,尽管没有钱,香烟的档次越买越低,但他发誓,与其戒烟不如上吊。而有些人声称戒烟,可手指头仍然是黄的。老舍先生为此写了一篇小文章,说一位先生穷,想戒烟,但屡戒屡败。有一天,这位先生终于发明了一种廉价香烟。不用戒烟了,于是很得意。给了他朋友一支,两人一起抽,刚抽了几口,蚊子往外跑,又抽了几口,臭虫开始往外跑,结果再抽几口,两个人自己也跑出去了,很幽默,很诙谐的讽刺文章,描写当时的文人的这种生活的艰苦和苦中作乐。

  194411月初,沉寂多时的炮声响起了。日军迅速攻占贵州都匀,意图袭击四川重庆。

  这时候重庆大乱,于是重复了南京撤退、武汉撤退的局面,准备再由重庆撤退,往哪儿撤呢?往西康一带,也就是现在的西藏东部一带,消息发出,一片哗然,各个单位各个机关都在讨论怎么再往西走。这时候有人就问老舍先生你怎么办啊?老舍想都不想,说了一句话,北边有滔滔的嘉陵江,那儿就是我的归宿。

  老舍先生在水边石头上久久伫立,像是一尊千年不倒的雕像。

 

二十、闻一多与步行团 

  这是一次漫长、艰辛的转移。1937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沦陷,910日,迁移到湖南长沙的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临时大学。四个月后,长沙临大决定西迁昆明,并改名为西南联大。

 

 

 

  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雕说:临时大学形势吃紧,在长沙也不安全,要搬到昆明去,当时学校规定,教职员,发给你路费,可以坐车、坐船到昆明,男生组成一个湘黔滇旅行团步行到昆明去。

  闻一多教授和他的学生任继愈都报名加入步行团。

  这条路,重复了红军的路线,很多老标语还在。有的重复了《徐霞客游记》的路线。

  辞去了五朝宫阙,又告别衡山湘水。19381月下旬一个晴朗的早晨,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在韭菜园圣经书院临时大学召开出发誓师大会,会后即告别了三湘大地。临时大学师生入滇的路线有三条:大多数教师、家眷及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渡海到越南海防,乘火车入滇;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车途经柳州、南宁、镇南关进入越南,转乘火车入滇——这一路人数最多;而最艰苦的一路,便是由湖南出发,徒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步行团了。步行团由11位教师和284位学生组成,将步行1300多公里穿越湖南、贵州、云南的高山峡谷。

  出发之前,每人发给军装一套,绑腿、草鞋各一双,油布伞一把,限带行李八公斤——主要是路上必须的生活用品。步行团的最高军事领导,是由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推荐的原东北军少将师长黄师岳。闻一多、曾昭抡、李继侗、袁复礼四位教授与学校派出的指导员黄钰生共同组成辅导委员会。

  正是隆冬季节,小伙子们肩背行囊,冒着严寒,渡过湘江、沅江、资水三条大河,越过湘西,到了贵州省境内。

  古时候,这一带叫做夜郎,山路崎岖,加之阴雨连绵,行走极其艰难。头几天还有人打伞,可细雨似乎永无停止地下着,为了行走方便,大家将油布伞往背后一搁,不撑了。棉衣湿透了,到宿营地拢一堆火烘干,第二天再穿。

  柴之棣说:开始穿草鞋走路,走了一两天,脚都起泡了,换成布鞋,走了几天也破掉了,结果还是把自己带来的平时穿的鞋子穿上去。就这样走。

  让步行团吃尽苦头的这条崎岖山路,很快便成为人们从沦陷区走向大后方最重要的信道之一,而且,随着战争的推移,中路、西路、北路三条道路先后中断,惟有这条南路一直保持到194411月,而这个时候,离抗战胜利也只有咫尺之遥了。

  步行团里年龄最大的是闻一多先生,又是诗人又是学者的他,一路上,体会和感慨最多。有学生问他:闻先生,像您这样的大教授,怎么放着火车、轮船不坐,和我们一起受这份罪?闻一多笑笑说:火车我坐过了,轮船我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今天,我要用我的脚板,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应该重新认识中国了!

  闻一多给他的父亲写信道:五日来,都是在农舍打地铺睡,和鸡、鸭、猪、犬同室而卧。这种生活过去哪体验过!这一路,这种情况,对他起着无形的一种推动他接近人民,体验劳动人民生活的一种作用。

  在这二百多人的行军队伍中,闻一多始终是极其独特的一员——他不穿军装,不穿短袄,一路上总是套着那件灰布长衫。无论队伍走到什么地方,人们始终看得见后头跟着一位穿长衫的教书先生。

  从长沙走到昆明,这一段路沿途经过的都是农村,经过少数民族的地方,看到少数民族的疾苦。任继愈看见老乡的脸都黄黄的,问怎么脸这么黄,是抽鸦片烟还是怎么的,他们说不是,冬天没有被窝,就烤火取暖,眼熏火燎,烟熏了脸就发黄,不是鸦片熏的。

 

 

 

  步行团一路走,一路考察,这一天来到贵州中部风景秀丽的苗岭山寨。

  神秘的云贵高原,聚集了30多个少数民族。他们都还保留着古老的民风民俗。对研究古代神话和楚辞的学者无疑是一座难得的宝库。从此,闻一多的唐诗研究和古神话研究都拓开了新局面。学美术出身的闻一多先生沿途作了五十多幅写生画。

  休息的时候,闻一多常常拿个小本子走家串户,当时不是说采风,而是跟当地的百姓学唱民歌,收集一些素材,一路走下去。闻一多发现,中国虽然很穷,中国民族的希望就在这些人身上,因为出钱出力出人的就是他们,穷困是穷困,可是力量集中起来还是了不起的。

  一路上的亲身经历,使任继愈对中国现状产生切肤之痛,他把学术兴趣由西方古典哲学转到中国哲学,并为之辛勤耕耘了六十多年。

  68天以后,又是落日时分,站在高坡上远远望去,五百里滇池尽收眼底,目的地昆明终于到了。

 

二十一、茅屋与骄子

  高原的6月,天亮得早,晨光里已有乡民在耕作了。这是1938年初夏的昆明近郊,原清华文学院教授闻一多一家,就住在村西头的这间农舍里。一路西迁,闻一多用尽了所有积蓄,为给妻子抓药,只好卖掉仅剩的一点家传。

  另一位著名教授朱自清也已经一贫如洗。

  朱自清在西南联大最出名的是穷,因为他家孩子多,冬天冷的时候,他只穿一件蓑,既可以御寒,又可以做雨衣。

  这位外乡人的奇特穿著,时常引来过路人注意。很少人知道,著名教授的生活窘迫到了连一件布棉袍都无力缝制的地步。

  其实,在西南联大生活和教学遇到困难的远不止一家两家。吴大猷,原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住在岗头村,岗头村离开联大校舍有五公里,步行得一个钟头,因此吴先生每天上课路上花很多时间。

  翻过一道山梁,就能远远看到昆明城内金马、碧鸡两座牌坊。抗战爆发后,因有高山的阻隔,山城尚未波及战火,由此成为人们向往的大后方。清华、北大、南开三大名校在这里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人口的骤增引来物价飞涨,从长沙徒步而来的闻一多先生,陷入更严重的困境。

  闻一多有一件狐皮大衣,平常都是冬天穿的,有天他到委托行,当时把衣服就脱下来,交给了委托行,步行回家,结果冻感冒了。夫人气得简直没有办法,说:我们再困难,全家人也要靠你啊,你要不能干了,我们一家人怎么活呀!

  闻一多先生执教的这座诞生于战乱时期的大学,其主要校舍,散落在昆明城内翠湖的四周。每天,船家渔夫都会与京城来的学者们,打个照面。

  还有金岳霖教授。金先生常常穿的就是Winter先生的风衣,大概他们这些教授住在一起都很要好,所以金岳霖教授自己没衣服就穿著Winter先生的风衣来,在人群中很抢眼。

  当年,联大聚集了像金岳霖这样的知名学者、教授、讲师有500人左右。那些穿越火线,历尽旅途艰难的流亡青年,在这所名师云集的殿堂里,完成了对他们一生至关重要的学业。

  夫子坐而论道,莘莘学子陶然心醉,每当这个时候,天边那几朵云彩,往往也来凑凑热闹。地处云贵高原的昆明四季如春,多雨是这座城市的主要特征。

  教室非常简陋,上面是铁皮的屋顶,下雨天,教授讲课,学生就听不见了,有时候就说,咱们停课赏雨吧。据说后来铁皮顶也给卖了,因为铁皮比较值钱,后来也变成茅草的了。

  其实好多人并不知道,这叮当作响的铁皮顶,周围用土坯砌成的校舍,是出自两位建筑大师之手。他们便是梁思成夫妇。

  那是1938428日,经过长途迁徙,西南联大师生汇集云南,落户昆明。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任西南联大校长。当时的学校一派荒凉,转运过来的教学仪器、设备也多被失坏。学校极为窘迫。

  这一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到昆明。他们就借住在尼姑庵里面,梁思成的中国营造学社也就借这个尼姑庵来办公,继续他们的研究工作。

  尼姑庵里梵音缭绕,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住在大殿旁一间小屋里。就在这里,他们接受了为西南联大设计校舍得任务。梁思成夫妇接到任务后,经过一个月的精心劳作,一个中国一流的校舍方案活脱地展现在梅校长面前。梅校长当即摇头否定:学校没钱实施这样的方案。

  梁思成夫妇只好再作修改。改一稿不行,两稿不行,直到改了五稿,已经将高楼改成矮楼,矮楼改成平房了,方案还是不能通过。梁思成已经忍无可忍了,把方案当着梅校长的面往地上一摔:我已改了五稿,五稿!你到底要什么样的校舍?

  梅校长面有难色且心平气和地告诉梁思成:除了图书资料室做砖瓦建筑,部分教室用铁皮做顶,其余统统做茅草屋。

  听了此言,梁思成更是怒气冲天:茅草屋?茅草屋你跟我开什么玩笑,茅草屋农民都会建,干吗要我这个建筑专家来设计?!

  梁思成要愤然离去,梅校长当即把他拦住说:国难当头,请你理解我的苦衷。我用茅草来建大学,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呀。我们能不能用茅草把校舍做得尽可能好看点,好用点?这还得靠你们支持……。说到这里,梅校长似乎已说不下去了,哪位校长愿用茅草盖校舍?

  梁思成也已默默无语了。

  梅校长亲自俯身将梁思成摔在地上的方案拾起交给梁思成说:待将来战争结束了,我们迁回北平了,我再给一座世界一流的清华园请你来设计,以作对你的补偿好吗?

  梁思成什么也说不出。国难当头四个字揪得他的心生生发痛。当晚,他和林徽因按照建茅草校舍得思路修改方案。林徽因一边改一边流泪,说不清是为她的国家还是为她的专业而悲伤。

 

二十二、头顶的炮弹

 

  然而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仍然有人为科学而奋斗。当年,吴大猷先生的物理实验室就设在永丰寺,大型色谱仪边躺着他重病的太太。

  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装出这么一件仪器来,吴大猷自己也说,这恐怕在世界上找不出第二台,这个色谱仪就装在他卧室的旁边一个屋子里头,他卧室里躺着他重病的太太,学生看了以后都很感动。

  西南联大物理系培养出的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了著名的专家学者,他们一辈子都在感激自己的恩师。

  说起西南联大,有两个人是无法越过的,他们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

  深秋的一个中午,一位中学生模样的少年,踏进了永丰寺的山门,正在整理书籍的吴大猷,看完他带来的介绍信才知道,这位满脸稚气的学生叫李政道。

  来自贵州湄潭的李政道,已是浙江大学一年级学生。他中途转学,投奔联大,是出于对吴先生学术名望的仰慕。吴大猷递给他一本书,试他的解题能力,不料李政道连破数道难关,让一旁的老师惊讶不已,吴大猷自认发现了一名物理奇才。

  从上海到昆明,一路求学的李政道,用了三年时间才走完这漫长的流亡之旅。李政道感慨:在战争带来的残酷现实中,命运之舟,被狂风裹挟着前进,至于走向何方,谁也顾不上去想,更无法预测。

  三年的残酷景象对于李政道来说是刻骨铭心的。1937年,不满16岁的李道流落到贵州一家茶楼当差。他说当时日本飞机每隔三四个钟点来一次,茶馆的人都要到城外防空洞去,我就跟那个茶馆老板说我来给你打扫茶馆,你不用管,你只管逃跑隐退,一切由我负责。我唯一的要求是人家吃剩的东西让我吃。老板听了很高兴,后来其它茶馆的老板也让我来打扫,我的生活就是靠冒死为别人打扫茶馆来维持。

  贵州有句话叫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贵州地形险峻,行路危险,当时乘车来贵州的人们,经过娄山关、吊石台,七十二道拐时,据说下面掉下去的车不少,很多人因此丧命。西去贵州遵义的路上,急于到浙江大学读书的李政道托人帮忙,坐上了一辆免费邮车。开到半路,在翻越一道山梁时出事了。

  车后的一个轮子飞掉,因为车上有些棍子,像窗户一样,向李政道脸上打过来,很快就被打昏过去。醒来时,车子已经翻在沟里。他一个人躺着,脸已经完全肿了。

  谁也无法说清楚西迁路上的经历,对这位上海滩的富家子弟产生了多大影响,只知道这位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对人生有一种特别的体验。

  和许多后方城市一样,春城的上空也不宁静。

  一有空袭警报大家都纷纷拿着贵重的东西躲防空洞,做衣服的师傅,扛着缝纫机跑,老板的货搬不走,就带着账本跑,教授们带著书稿跑,如汤用彤带着禅与佛教史的稿子跑;金岳霖带着《论道》和《知识论》跑。

  一天,日本飞机扔下的炸弹将梅贻琦校长的办公室连同旁边的一幢宿舍都震塌了。生与死对于书斋中的联大人来说,仅在咫尺之间。

  华罗庚一家出事了,炸弹炸到他们家里,幸好华罗庚当时在防空洞不在家里。但是防空洞也被震塌了,把华罗庚埋了大半截。

  投弹百余枚,雾烟大起,火光迸铄,响震山谷,较上两次惨重多多,吴宓教授将这天的惨状写在了日记里。

  炸弹炸过的土由于空气的压缩,特别紧,一时不好刨,也不能用工具,最后大家硬是用手抠,把华罗庚救出来了。然而他们已经无家可归了。

  正当这位数学教授,为一家人的去处犯愁的时候,诗人学者闻一多伸出了援助的手。

  闻一多跟华罗庚同样是清华的教授,但是过去因为华罗庚搞数学,闻一多搞文学,两个人没有什么往来,但是看到这么种情况,闻一多答应了:就住我们家吧。

  陈家营,昆明郊外的一个小村子,一年前,闻家八口住进了村东头的一间院落。自打华罗庚一家六口来此落脚后,三间平房更显拥挤。

  闻一多先生教书之余,便挂牌治印,这份金石润例上面三位校长和诸多学者的联合签名,是这批教育精英们以文化战胜苦难的人生写照。

  从1941年秋天起,人们明显发现跑警报的日子少了,一架架涂着鲨鱼巨齿的飞机随陈纳德将军进驻昆明机场。

  美军来昆明参战了!当时,需要很多翻译员,于是就跟学校商量,要征募一批翻译员,学校先是很为难,不过国家的大事是最重要的,所以就征调了三年级、四年级的学生。

  为了配合盟军作战,西南联大先后有八百学生投笔从戎。

 

二十三、挥泪祭长天

  在学生积极投笔从戎的过程中,校长梅贻琦的一双儿女,也奔赴了前线。英语系学生许渊冲有了发挥的机会。

  许渊冲当时分配在机要秘书室,管情报,那时候越南已经被日军占领了,情报人员来电告诉许渊冲,日本军队在越南的情况,许渊冲就翻成英文,送给陈纳德。

  有了齐全的情报网络,陈纳德飞行队如虎添翼。不久,又传来胜利的捷报。他们看见日美空军大战,许渊冲把情报给陈纳德,然后他根据许渊冲提供的情报布置飞机,一仗打下来日本很多飞机。

  除了保卫昆明,飞虎队还担负着中国唯一的外援信道驼峰航线的危险飞行重任。500英里的航线上,到处是坠机的残骸,许多与盟军并肩作战的联大学生,魂归冰冷的山谷。

  这一年的秋天,梁家在一个雨夜中结识的八个飞行学员,以及林徽因正在航校读书的三弟,也都来到昆明。

  那个雨夜是1937年底。刚在长沙遭受过日机轰炸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家,在这里又遇到了新的麻烦。公路被山洪冲断了,在贵州省的晃县(今新晃),堵了一大堆旅客,林徽因发高烧四十多度。

  山区多雨,阴冷的天气正在侵蚀这对教授夫妇的身体。此刻,林徽因肺病复发,梁思成的脊椎病也越来越严重。

  梁思成就给林徽因找旅馆,然而所有的旅馆都住满了人。

  梁思成,这位国学大师梁启超的儿子,十五年前的一场车祸造成了他腿部和脊椎的终生伤痛,此刻面对雨中生病的妻子和一双幼小的儿女,他愁肠百结,深感无奈。正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听到雨夜里有人拉小提琴,而且拉的是世界名曲。他断定,这样的人肯定是一个外省人,可能还能够找到一点共同语言。

  一开门提琴声就停了,梁思成吃了一惊,房间里全是穿军装的青年。原来,他们是空军学员,因为到得早,所以占了好几间房。见了梁思成夫妇,他们立刻就腾出一间房让他们一家住进去了。从此以后,他们和这批空军学员就成了好朋友。

  在昆明与他们相遇,梁家深感惬意。自然而然,这群着军装的青年都成了他们家的常客。

  从飞行学院的谈话中梁家人得知航空学校请了德国教官,德国教官训练飞行员是用鞭子训练的,他们来诉苦,梁从诫还记得有的飞行员跟林徽因讲述时掉下了男儿的眼泪。

  空军学校一进门,就挂着一个牌子:贪生怕死不进来。进去了之后,命不属于自己了。你是属于国家的了。

  航校的训练严格得近于冷酷,但学员们也有轻松的时候。

  那时第十一航校的学生常常一到周末就穿得整整齐齐,排着队到西南联大来找女朋友,然后接女朋友一起出去玩,小伙子们英姿勃发的气质和那一身神气的制服,使他们成为女学生的偶像。甚至有女同学因为喜欢那一身空军制服而去考空军。

  毕业的时候到了,一张请帖请来了名动天下的学者夫妇梁思成和林徽因。

  原来,这些空军学子的家长、家庭都在沦陷区,第七期毕业的八名飞行学员,没有一个学员的家长是在昆明的,因此他们就邀请梁思成夫妇做他们全期学员的名誉家长,去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

  自淞沪抗战以来,中国空军能参战的飞机,已所剩无几。驾驶着由民用机改装的战机,他们甚至来不及参加一次象样的战斗,就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那个时候传说空军由航校毕业到战死,普通寿命只有六个月。

  参加完八位飞行员的毕业典礼后,林徽因夫妇等来的不是胜利的捷报,而是接二连三的阵亡通知书。林徽因强支着病体,为年轻的战士默默哀悼。

  从梁从诫的回忆中我们得知,黄栋权,那位雨夜拉提琴的学子,是比较早牺牲的一位,他是在昆明空战中牺牲的,而且他牺牲得特别惨,被击落以后,尸体都找不全,梁思成去一块肉,一块骨头地寻找尸体。因为他是名誉家长,这些学员一牺牲,阵亡通知书都寄到他们家去了。

  一封一封的阵亡通知书,如同一块一块的天空塌下,压得梁家人难以喘息。他们还没来得及为前去的亡者做深深的纪念,后面的死讯又接踵而至。他们的心碎了又碎,碎了还要碎!

  在这个死讯不断的日子里,林徽因的弟弟林恒也没有躲过劫难。

  1944年的一个黄昏,梁家最害怕的第八封信凄然而至,如果加上林恒的噩耗那是第九封信。

  他叫林耀,在衡阳保卫战中被日军击落,他是梁家8个名誉子弟中最后一个战死在蓝天的。

  梁思成、林徽因泪几乎已为那些热血孩子流干了。

  祭奠完八位飞行员,梁家他们又踏上迁徙之路。诗人林徽因此时不断渗血的心尖,想起了骨肉弟弟林恒。她热泪迸发,难以自禁: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

  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

  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

  林徽因如泣如诉的诗句,随流水飘向远方。

  林徽因还想起那8名兵娃曾经活活脱脱地去她家时,要经过一个渡口。一位提篮小卖的少年常常带着他们喜欢吃的甜饼在河边守候,那位少年把甜饼卖给空军叔叔吃,空军叔叔给他讲许多好听的故事。

  而如今,河边的少年依旧在等待,他不知道那批喜欢边吃甜饼边讲故事的叔叔,都已成为抗战史上默默无闻的英雄。

  出了昆明古城,径直向西412公里,便是古隘雄镇下关。

 

二十四、大江东去

  抗战后期,作为大后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重庆,已是拥有130万人口的大都市。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走着毫不起眼的建筑大师梁思成。

  离重庆300多公里的李庄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西迁的最后落脚地。

  梁思成经常到重庆去,去的主要目的是为营造学社筹点资金,以供简单花销。营造学社是个私立机构,没有经费来源,只有靠求援维持。营造学社在李庄的总部是一座简单的平房农舍。

  到了李庄以后生活更困难了,但是梁思成夫妇在李庄完成了很重要的研究任务。梁思成的著名的《图像中国建筑史》就是在李庄完成的。1943年春天,梁氏夫妇忽然提出来一个充满希望和创造力的计划。徽因写信给费正清说:思成有一个想法,把一些关于中国建筑的图版做成黑白片子,加上中英文的说明,在完成以后送到你那里做成缩微胶片寄到美国去出版或者找到出版的资助……

  写一本《中国建筑史》是梁思成、林徽因的夙愿。他们早年留学美国,游历欧洲,归国后先后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和东北大学建筑系。从1931年开始,他们一同赴河北、山西、山东、浙江等省,对古建筑做野外调查和实测。19377月的一个早晨,当他们从五台山林子里走出时,竟传来卢沟桥事变的炮声。他们迅即离开北平,经过长沙、昆明,最后随中国营造学社迁到长江上游的偏僻小镇李庄。

  那时候林徽因身体不好,营养不良,梁思成经常买老牛肉煮肉汤,这是林徽因唯一的营养补品。林徽因喝的牛肉汤往往是被熬了许多次以后的水汁,而此时汤里的牛肉,被煮得铁牙也啃不动了。西迁路上的艰辛摧毁了林徽因的健康,她常常因为太虚弱而无法走出卧室。梁从诫回忆说:几个月的功夫,母亲就失掉了她那一向焕发美丽的面容。

  天气开始转凉,空中飘来秋野的稻谷香味。梁思成年轻时被车祸造成的背部老伤,此刻在李庄复发了。他的脊椎灰质硬化,没有弹性,长期低头画图,脖子也支撑不住,最后他用了一个花瓶托着自己的下巴,就这样继续画图。

  小镇宁静的秋夜,响起打字机的声音。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古代建筑的奥秘,梁思成决定用英文撰写并绘制一部《图像中国建筑史》。他有一台1928年的打字机,但是在后方,买不到打字机的色带,色带没有了,打不出颜色来了,梁思成就跟他的助手两个人用中国墨加上煤油,自己试制色带的墨汁,然后涂上去。

  病中的林徽因时时用她诗人加建筑师特有的生花妙笔对书稿作补充修改和润色。她仿佛又回到了原野,回到了自己的青春年代。

  1944年夏天,一排竹筏又把梁思成从李庄送到重庆朝天门码头。这次他不是躲难,更不是逃生,而是受盟军司令部邀请而来。当时,盟军准备轰炸敌占区,盟军司令部请梁思成建议,轰炸的时候要保护哪些古建筑。梁思成当即向司令部交了一张圈了红圈有明确保护标记的图纸。

  随后,梁思成又说,还有两个城市我也希望能够保护,但这两个城市不在中国。美国人当时感到奇怪,即问他是哪两个城市,梁思成说:日本的京都和奈良。

  对梁思成的这一建议,盟军司令部没有当即作出反应。

  1945年夏季,美、英等国在太平洋上集结了两百万军队。对日本进行持续而强有力的轰炸。因为梁思成的嘱托,日本京都、奈良没有轰炸,日本最重要的这两个有着众多古建筑的古城得以保存。日本人对这件事情非常感激,说梁思成是古都的恩人。

  梁从诫一次在日本讲台上说:我父亲做出这个建议是不容易的,我们家有两个人直接死在抗日战争前线。台下的日本听众听了梁从诫的陈述,都被感动得鸦雀无声。

  1945815日,重庆的一个早晨。日本天皇讲话,宣布投降。

  突然而至的喜讯,霎时间传遍中国城乡,街上素不相识的行人,也互相打起招呼,表达他们内心的喜悦。

  大江东去,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山河大地铭记着自己历尽艰辛的儿女,铭刻着他们在西迁路上渐渐远去的背影。

责编:赵文  来源:CCTV.com  

附录:

内容录自《去大后方》:

    采访员问:那说明抗战时期你一直在怀念父母亲。

    南怀瑾说:当然了!到现在还在怀念父母。但我离开几十年了,与父母没有见面。杨先生(杨麟),我给他一个代号,他做这个事(拍《去大后方》),我给他一个封号,叫做“民族孝子”。大民族的孝子,没人干的,他出来干。

    采访员问:你感到把这个历史记录下来,告诉后来的人,很有必要?

    南怀瑾说:哦!这个作用很大。我给杨先生封号是民族孝子,你们诸位是民族孝子,民族后代孝子里的大功臣,这个历史作用真是很大!一个文化影响一个时代,影响后代不是儒家、道家、佛家,也不是什么哲学家,(是)小说与戏剧。中华民族能够跟日本人抗战,是靠戏来的,京戏里面,一个忠义之士没奴性。老百姓是这样来的,老百姓他晓得,就是说象岳飞一样的,象关公一样的,我们不投降,就是这个话。岳飞什么样子不知道,关公什么样子,他也不知道,看戏看来的,就是这个精神。打了七八年就是这几部小说在影响。

    推翻满清以后我们武器一直没有发展,内战就没有断过,武器不行,不是不会打。我们在战场上打败了,不是中国人的精神不行,也不是体能不行,是武器不及人家。人家要打,用坦克车、机关枪打,我们用大刀,木头前面的枪在打,而且这样都是上去打,这样打死日本人很多,用大刀砍的,上去准备牺牲,很多很多。我还有好几个部下留在我身边,结果派他出去,在四川一下就当了团长,就完了。我就晓得上去就完了,但不能不上去,我还亲自要去的。那些人说,不要了,我们先上你后来,后来我还没有机会去。去了以后,现在也来是小孩了,该叫你伯伯了(对采访人员说),一定的。这样打的!人家来的,是坦克车、机关枪乃至生化武器,在后面,比较少用,准备用的。日本人什么都赶得上,那么我们上去是大刀,背在背上的大刀,枪(木头前面装铁尖的枪)这些。

    当时我冒充总司令,四十几岁。你们哪里来的?报告司令:我们武汉打散后撤退来的。我心里头真是眼泪在肚子里流,你们不是原来都和我一样,不过我幸运叫做司令官,你们流亡那么可怜。我说好吧,好吧!先熬点稀饭给他们吃了再说。先住在一个庙子里,有被子吗?没有被子。抗战这样死了的兵很多,我们没有钱没有穿的。还有些兵出来到了大后方,夜里给狼吃了的很多,所以我只讲过一句话。我有个朋友叫刘剑华,后来做马占山的参谋长,刘剑华跟马占山报告,马占山是西北的,大后方的,原来是义勇军,说我们的兵又冻死又饿死,还给狼吃了。马占山一听,“剑华”,他是参谋长,“你做我的参谋长”。这么骂他,刘剑华只好立正。什么意思啊?“你晓得,现在我们中国人带兵,要亲手杀了自己的儿子,你有这个精神再来带兵。”刘剑华被他骂得不能答话,一边讲这样一句话,马占山自己眼泪掉出来了,“我不知道啊!我都知道啊!每个人都是人生父母养,同我们一样啊!可是现在我们国家要跟日本人打仗,中央没有钱没有粮,你叫我怎么办呢?”刘剑华听了之后,“是”,走了。他自己也哭了,两个都哭了。没有吃的,没有穿的,还被狼吃了。这个是很伟大的!打下来。不要说打胜仗,拖了你八年。日本人准备三个月把中国吃完的,结果一拖拖了八年,这八年拖下来,谈何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