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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天地 >> 古今书籍 >>《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的成就在哪里》

 

 

 

四 成就了什么?(二)


乙、破除迷信与杂学老爷。

人若无知、自大、狂妄,必让自己陷在迷信中。

什么是迷信呢?

不能说的要去说。

不能做的要去做。

没有的说成有。

有的说成没有。

要不然就非坚持有或者坚持没有不可。

迷信者:众生也!

……。

从南老师一生的行持和生活中,深深的感受到他超越了上面所说的几点。

无知的反面是“有知”。人有知了,就自然会成就孔子所说的: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也会显示出苏格拉底所说的:

“我不知道什么,我只知道我不知道什么。”

南老师有知识,这从他的著作可以领会出来。在他一生的行止中,即不多不少的透显出知时、知量、知力、知势、知变……。

人不自大就会谦虚。八八六十四卦没有一卦是好卦,只有谦卦是好卦。南老师是超级大教授,但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老师,且常常告诫人: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他的学问极深、极广、极博,都表现在事实上。就 的体会来说,他真是在历史上,极少有的“杂学老爷”。

汉朝大儒董仲舒搞杂学的谶纬之学,南老师不但懂得谶纬之学,什么算命、八卦、三教九流的知识、各门武术都精通,所以我认为南老师是饱学之士以外,最大的成就是杂学。因为那实非常人甚或一般的豪杰与贤能之士所能望其项背的。

南老师是深知正学之外的“杂学老爷”。

孔子“每事问”,又说“他不如老农”。南老师是“每事学,老而更学”。

他一再说,学佛必须了解科学。

这就是不断破除且不在迷信中的南老师,是历史上最有成就的:

杂学老爷。

 

丙、最佳灵骨塔。

做过财政部长的杨绵仲先生,有一独子,名叫杨汉之,他也念台大哲学系。因为军训和体育没有过关,所以没有毕业(在蒋家威权时代,“军训”为大学之本)。没有毕业,就去当和尚。他父亲这时已六十多岁了,一生奋斗,独子做了和尚,晚年又穷,非常凄凉。在这段期间,我曾去看他,老伯一句话也不说。不久他生病了,住在台大医院的三等病房(也就是最挤的病房),不久去世……。《金刚经》说,一切都是梦幻泡影,我表伯一生,可资为证。

一天,表哥杨汉之跑到南老师那边,手上提了一个包包。南老师问他:

“你手上提的是什么?”

他回答说:“我父亲的骨灰。”

南老师声音非常柔和的说:“你把你父亲的骨灰,提到我这里来,干什么?”

表哥杨汉之说:

“老师,我看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放我父亲的骨灰,只有你这里,还可以放放。”

……。

南老师无语。

过了些年,表哥自己也因糖尿病去世了。

现在不知他父亲的灵骨到那里去了。当然也不知道我的表哥灵魂归向何方!

只知道他把南老师住的地方,当做圣地。

我也只知道在过去的历史记录中,并没有谁会把别人的住处,当作自己父亲骨灰的最佳灵骨塔。

有人要把父亲的骨灰,放在南老师家,这也应该算是南老师,一生在滚滚红尘的错乱时代中,另一种妙不可言的大成就吧!

 

丁、密使。

中国文字常常含混、充满歧义,“密使”二字就是例子。“密”即秘密;“使”为使者、天使、使命,都是用在很高贵的人事上的辞端,“天使”是从天上来的使者。“使”加一个“命”字,就是去完成一种天使般的“使命”。

许多年以来,说南老师是密使,各方都有报导,在此就不细表了。其中有或多或少涉及到我的一部份。首先要说的是:就我对南老师的理解来说,南老师的一生,除了形而上的“本体”,不可说、不可说以外,他的行事始终是光天化日,没有什么密不密可言。要了解这一点,就涉及到我的表白了。

一九八五年南老师到了美国华盛顿。二年以后,我到华盛顿拜见他。进门不久,南老师当着我的内人说:

“你去大陆。”

另外又加上一句:

“你们夫妻六年后,可以再见面。”

我当时一听,不是如惊雷打在身上所能形容的。台湾“反共抗俄,杀朱拔毛”几十年,而且我也曾在政工干校教“匪党理论批判”,他居然要我单枪匹马去大陆,我真不知如何是好。

第二天,有一位大陆在美国留学的年轻夫妻,来到南老师住处,南师问他们:“会不会开车?”

年轻夫妻回答:“会。”

又问:“有没有车子?”

他们再说:“没有。”

当时在老师身边,有一位道友,老师就轻描淡写的转过头来向道友说:

“你把自己开的那部车子,整理一下,让他们开。”

后来知道那对夫妻,原来是大陆某省省主席的家属。我心里稍微有点谱了,南老师在和大陆做朋友,但是疑惑与紧张并没有减少。

南老师在第三天嘱道友开车,送我到加拿大温哥华。

到了温哥华的南山寺,遇到了四星上将的刘安祺将军,他后面跟着一大堆人,有司机、随从、护士。在客厅闲坐的时候,南老师的重要左右手,李淑君大师兄,开口发言了:“刘总司令,你要是去大陆,那是大新闻喔!”

刘安祺大将军坐在我正对面,然后没有表情的“哈!哈!哈!”,哈了三声,似乎对李师兄这句话,是肯定也是否定,是不肯定也是不否定,只是哈!哈!哈!

我认识淑君大师兄也好多年了,她从来说话谨慎、守口如瓶,为什么当着我的面说:“如此的话”。

我当时真是疑惑、惊讶之至。

再说大将军是杀人的,他反共抗俄一生。南老师要我去大陆,李小姐是不是当着我的面,要我答话,来表达我是否对中华民国的忠诚。如果不忠诚的话,刘大将军是不是晚上,会嘱他的一些随从,把我绑出去:“一枪了了。”

当天晚上,我整夜睡不着……。

几天后,我回到华盛顿。禅门师命不可违,我答应了南老师:“三年后我去大陆”。

这时我开始做准备了。

这里插一段话:

自华盛顿回台北后,一天我坐计程车去蒋经国的政工干校上兼课的课(非正式职员),计程车司机是老荣民。彼此闲聊,都是幼小离家几十年,关山阻隔,家乡音讯全无,说着说着,那位老荣民,想起老家就大哭起来,车子开不动了。我便另叫了一部计程车,赶到教室。

一进教室,就述说刚才路上所发生的一幕。

我说:苏武牧羊十九年,我们在台湾搞了三个苏武牧羊度过的岁月,蒋经国先生午夜梦回,思想起此事,也应该泪留满面的。

……。

我准备到大陆第一件事,就是应该多少了解大陆一些。看了许多书面资料后,并不知道大陆是个什么样子。

这是南老师还没有到香港前的事。

南老师到了香港,我已在苗栗山上农耕,由教授转为农夫了。

在此插话:

四面八方叫我为“教授”,大陆东南西北,给我的客座教授聘书一大堆,实际上,我的身分证记载是:“农夫”。

现在每个月领六千元的老农津贴过日子,可以餐餐吃饱。

这使我想起了孙中山先生,他在总统退下来后,没有饭吃,当了大衣,才饱餐一顿。我实在比孙先生命好也。

再回过头来说:密使。

刘雨虹大师兄的电话来了:

“南老师要你寄一份简历来。”

我马马虎虎、草率的寄去一份。

不久,电话又来了。

刘雨虹大姐姐在电话中,对我的粗心大意,痛骂一顿。我在大哭中,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

原来南老师嘱我往访大陆。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发生前),便由内人和道友吴辉雄大夫陪同前往。我的第一站,是久别故园的湘潭老家。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这种描述,真是一点不错。

家乡不堪回首,对景难排,很值得回顾一番,以后再说吧。解放了农民与工人,无限壮大了中国的力量,那是值得大书而特书的。

第二次,和二十位道友,到上海作文化交流。我的堂弟张季贤和贤侄张耀伟,先从上海到杭州接我们一团。耀伟其时为二十多岁,现在完成了博士学位,为上海人民出版社负责人之一,后浪风光,前程万万里,可喜可勉也。

到了上海,作了两次公开的演讲。

第一次演讲完毕,汪道涵先生驾临,就在演讲厅旁,临时用屏风隔了一间小室,一起闲话。当时尚有大哲学家冯契教授在座,他是我的恩师殷海光老师,在西南联大的同学。我方有六位,吴辉雄大夫也与座。

我向汪道涵先生建议了六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

“关键不在台湾,在美国。”

不久,汪先生便率领大陆几位市长,去访问美国了。

在此又要插话。

最近王恩重先生,写了一篇:

〈汪辜会谈│一段鲜为人知的前奏〉。

在这文章中,他详实的报告了 在上海的各节。为了一时代历史的纪实,就不惜文字,将王恩重先生的大文,全部录上。全文如下:

1990年4月,中国刚经历了一场政治风波,美国政府宣布对中国大陆进行经济“制裁”,海峡两岸的关系也较前显得紧张而转入*。正是在这样一种波谲云诡的历史时期,从台湾地区转道香港来上海的一位神秘客人,通过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冯契先生,与已卸任多年的老市长汪道涵先生进行了一次鲜为人知的政治对话。今天,三位直接进行对话的人中有两位元已经作古。我作为十六年前那次对话的牵线者,现将自己所了解的情况作一个大概的回忆,以饕读者。

1990年4月,华东师大哲学系接待了一位来自台湾地区的客人,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的弟子张尚德教授,他带着众弟子一行二十人来上海后下榻虹桥宾馆。张尚德先生此次应中国哲学史学会、上海哲学学会和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之邀,来大陆地区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张尚德先生毕业于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曾任中国(台北地区)哲学学会总干事、文化大学教授及十方禅林书院博士班主任,是台湾地区著名的禅门宗师。听中心副秘书长李志林教授说,张先生此行还带有巨额投资意向,欲寻觅与本市主要领导会面的机会。

张尚德先生此间曾多次与华东师范大学冯契教授交流佛学。冯先生是国内著名的哲学家,也是张尚德教授的老师殷海光教授的师兄。由于冯先生潜心从事中西哲学交汇研究多年,又频繁地与国内外学者进行交流,遂由他倡导,上海哲学学会、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六所高校的相关系科、上海社会科学院、《解放日报》、《文汇报》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和知识出版社联合发起,并邀请国内外中西哲学文化界知名学者,于1988年成立了上海中西哲学与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现改名为中西哲学与文化比较研究会),中心还编辑出版了学术论丛《时代与思潮》。我当时在该中心任办公室主任和“论丛”执行编委。张尚德先生在上海不仅开设佛学讲座,还先后在静安宾馆、华桥饭店、玉佛寺等处多次设宴,出席对象主要为交流研究中心成员、相关学者和领导。

当时华东师大袁运开校长和学校外办根据对方所提出的与上海市领导层会面的要求,在张尚德先生一行来沪之前就通过各种渠道与有关部门联系无果。在这样一种国内外风云际会复杂而又敏感的政治背景下,市领导似乎无意会见这位台湾民间人士。

此时,冯先生让李志林教授把我找去,问我:“听说你有办法与汪道涵取得联系?”我回答说:“我有一位亲戚在国务院外经贸委曾与他共过事。去年《社会科学》杂志(我所工作的单位)成立十周年时我曾经请他为杂志题了词。”冯先生希望我能联系汪老,请他出山与台湾客人见一面。我虽然答应了下来,但一提起“台湾”二字,却心有余悸。由于我姑父早年北大毕业,抗战时期任旧政府中宣部、中组部的官员,后在河南大学任历史系教授,1949年随著名历史学家、台湾著名作家李敖的研究生导师、河南大学校长姚从吾赴台,缘于此,我的一生中受到过种种不公正的待遇,这方面影响在自己心头始终挥之不去。但面对我所尊敬的师长,学识渊博而又心地坦荡的冯先生所托,自己又稍稍有所慰藉,终究“文革”已经结束十几年了。

我开始试着与市府顾问室汪办联系,接电话的方秘书回答:汪老没空!第二天又打电话去,得到的回答依旧是这简单的四个字。我如实向冯先生汇报。冯先生也一筹莫展,只好说再联系联系看。情急之下,我冒昧地直接往汪老家打电话,接电话的是汪夫人孙维聪女士,我怕再次被挡驾,先将我与汪夫人在黑龙江大学工作时所尊崇的杜老先生的关系抬了出来,在得到汪夫人的认可后,又说明了我与汪老的老同事、当时任外经贸部顾问的石部长的亲戚关系和来意。终于,汪老接起了电话。我在电话中先说:“南怀瑾先生您认识吗?”他说:“我知道。”我遂将自己所了解的张尚德先生此次来沪的情况和用意依葫芦画瓢般一一叙出,并转达了张先生和冯先生邀请他参加26日华侨饭店午宴的事,特别提到张先生带了五十亿美金投资意向的事,认为这似乎是重中之重的事了。汪老在电话中未表示任何态度。

4月26日上午9时,张尚德教授在地处上海市中心附近的华侨饭店9楼松鹤厅做了整整一天的“禅的超越性”报告。下午4点半,在报告会接近尾声时,中心秘书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所所长丁祯彦教授突然急匆匆地走到我面前告知我:快!汪老马上就到,你赶快跟冯先生下楼去接客人(事后得知,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在那一刻刚接到汪办打来的电话,向他们通知了汪道涵先生要来华侨饭店会见张尚德先生的消息,校方马上派人驱车赶到饭店通知了冯先生)。我急忙陪冯先生、张先生一起下楼去接汪老。不一会儿,只见汪老轻车简从,仅带了方秘书一人从一辆黑色的奥迪车上走出。华侨饭店已安排工作人员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大宴会厅隔出一间小会客厅,并将汪道涵先生、冯契教授、张尚德教授引入会客厅……

我和交流中心的少数同志在会客厅门口挡闲人,张先生的秘书吴辉雄医师拿着相机给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面留下了珍贵的纪念照片。此刻,一位儒宦(周瑞金先生在回忆录中对汪老的尊称)、一位哲人和一位禅师开始了两岸历史性的对话。出乎我意料的是,三位先生的对话主旨从佛学、中国传统文化、投资渐渐地进入了两岸关系……会谈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汪老谈兴盎然,原打算一个小时的会见又延续了半个小时。会见完毕时已将近六点。我跟着冯先生、张先生又将汪老送至楼下上了车。

这次上海会面之后,两岸加快了民间交往的步伐。1990年11月,辜振甫先生出任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同年12月31日始,两岸密使在南怀瑾先生香港的寓所中重开国共两党会谈。1991年12月,汪道涵先生出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并于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海协会”和“海基会”在香港以民间机构的形式举行了会谈,达成了“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各自以口头声明方式表述”的“九二共识”。“共识”成为以后两岸正式对话与谈判的基础。在这三年间,由于各方人士、各派势力、各种团体、各个组织通过多种渠道的努力,1993年4月27日,“海协会”和“海基会”终于在新加坡的海皇大厦举行海峡两岸授权的民间机构最高负责人之间的首次正式会晤,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汪辜会谈”的第一步。会谈对两岸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据知情人士说,按当时的政治形势,没有特殊背景和最高级别领导的批准,是不可能随便安排两岸这种具有特殊政治背景的民间会面的。我想,汪道涵先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作出与张尚德先生会面的举动,很可能是紧急征求了中央最高领导的同意,也可看出汪老在当时已经产生了筹画两岸关系交流的念头或已经开始进行两岸关系的接触了。

从南怀瑾先生嘱托张尚德赴大陆访问到张先生的成行,前后准备了三年,从1990年4月26日至1993年4月27日“汪辜会谈”正式举行,恰巧又是整三年,这是一种时间概念上的巧合?还是这“三”字冥冥之中意味着什么佛家谶语?从最近报章发表的追忆汪老的有关文章中了解到,中央在1988年就有意请南怀瑾先生这位“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隐士式的人物作为两岸关系的传话人。南怀瑾先生在此后满怀爱国热情,筹集钜资建立了基金会和投资公司,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又一家的合资企业,1992年又出资修建和筹建浙江省温州至金华及温州至福州的铁路,并在全国各地的高校设立奖学金和助学金,至今还在以一颗佛心不显山不露水地为中华民族的振兴鞠躬尽瘁,默默奉献着自己的余生。此为后话。”

尚德案:文章千古事,有时有其事,无其人;有时有其人又无其事;再有时又人与事皆无,却在文字中说得活生活现。

王先生全文中,有很多重点,其中有两点涉及到我:

第一、我一生从来不求见高官富贾,相反的,我一直避免与有钱有势的人打交道,不是清高,实因为我了解自己,在知能才性上,并非顶尖的人物。南老师有一次问我:“做不做立法委员?”我未答话。我自知非这一圈子的“英雄豪杰”也。如我初去北京作文化交流时,老师也嘱去拜见冯友兰大哲学家,因为大陆官方未作安排,也就未便拜见。名哲学教授汤一介先生,似乎示意我去北大谈唯识,我也未表态。他的一位朋友,在汤兄设的宴席上向我说:“你来北京举行禅七吧!”

当时我内心只想:“这成吗?”

还有佛法专家吴立民先生,有意邀我负责衡山名刹南山寺。我当时回答说:

“我去,不能作什么。”

与大陆文化交流快二十年,我都晓得自己在当今之世,绝对是一无用之人,所以就极安心的在台湾苗栗山上,与大群毒蛇为伍,挖土种菜……。

第二、王恩重先生说:“我带了五十亿美金”,投资意向的事。

这些年来,去大陆投资的台商,岂止投资五十亿美金,从这方面来设想,当时和我一起去的二十位道友中,有什么人代南老师或自己向大陆说了什么话,我不知也。但我自己的基本原则是:

如果南老师未作明确交待,在人、事、物的重要方面,五十多年来,我从未多说一语、一词。而老师过去也从未嘱我作什么事、说什么话。只说了三句重要的话:

“你要深研唯识。”

“在苗栗山中,应孤寒贫露。”

“你去大陆作文化交流。”

与大陆多年的交流,出了一些专书,其中《中国人是真的》和《禅3》,便是一部份的交流记录。

谢谢、敬佩、赞叹

南老师,他派我与大陆作文化交流,我作了第一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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