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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是自己一点一滴努力来的

 

作者  陈女士

 

       
 

 

 

 


  裹小脚

  当医生宣告我非截肢不可时,第一个念头闪进我脑海里的,便是我太对不起疼我如命的外婆了。我外婆出生在清朝大户人家,从小便裹着火柴盒般的三寸金莲,她老人家始终坚持,“身为一个女生,一定要裹小脚,才算良家妇女,也才算是淑女”。

  我是外婆唯一的香火,第三代只有我这个外孙女,所以,在外婆心目中,我一定要按传统规矩与祖宗家法把两只小脚裹成标准淑女,才对得起陈家的门风,也才能不丢人。

  特别是我罹患了近似血癌的严重贫血症,如不裹上小脚,一定会触犯天地之禁忌,而养不活。当时,是日本人统治台湾的时期,日本政府严厉禁止女生裹小脚,违者重罚。外婆原以为替自己外孙女裹小脚是自己的家务事,可以神不知、鬼不觉,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便开始为我缠布条、泡药水,用尽力气把我的脚裹得紧紧的。可是,我有严重贫血症,要定期抱到医院输血,必须出入公共场所,自然很快便被好奇的人发现外婆裹我小脚的愚昧行为,而向警察提出检举。

  外婆时常被警察抓到警局,但外婆不死心,一次又一次地裹了又裹,简直把警察大人给惹火了,便警告她如果再犯,就以累犯论处,判她重刑。

  外婆好伤心唷!

  台湾光复了,外婆很是高兴,因为日本人终于走了,她又可以自由地为自己疼爱的外孙女裹小脚了。

  一九四五年,我开始进入小学,每天上课,两脚缠着长长的裹脚布,脚趾由于浸泡明矾水都快烂了。小学老师看我寸步难行,十分奇怪,才发觉这个年代竟然还有人在替外孙女裹小脚,实在太不可思议了,便又一状告进警察局,指责外婆凌虐病弱幼童,没有良心。外婆的心愿又泡汤了,更是伤心。

  小学毕业,升上初中。外婆说:“你已快成年了,可以自己做主,这下要裹不裹,别人还管得着吗?”

  就在初二暑假,外婆又为我裹上缠脚的长长白布条,又一样浸泡药水,再把我两脚用力捏成一团,让左右脚,除大脚趾外,其余四个脚趾头都并在一起,扭压在脚板底下,再把足躁弓起来,用古钱固定,以减少长度。外婆很用心,很苦心,也很细心。毕竟我这外孙女,是她一生仅有的一点希望,她好希望我成为好命的淑女,将来可以享尽荣华富贵,她很努力,只要能让我幸福的事,她一定努力争取到底。

  我的脚一天天变形,外婆很高兴,很有成就感。而我看外婆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把所有裹缠的剧烈疼痛全给抛到九霄云外了。

  放完暑假,我们又开学了。

  导师和全班同学都以为我两脚摔伤或扭伤,几乎无法自己站立起来,有家人扶着,都还摇摇摆摆。后来,导师很舍不得我这好学生受这种苦,便叫我到医务室,请校医老师详细作个检查。这校医老师解开我两脚的绷带,发觉竟然是缠小脚的裹脚布,好是生气,大骂:“这是什么年代了,还有这种老古板!”

  从此,我的两脚又裹不成了。警察要外婆写下切结书,保证决不再做这种傻事。我看外婆很失望、很伤心,我也很失望、很伤心。我告诉导师:“只要能让外婆高兴,我什么苦都愿意受,何况裹小脚也不是什么坏事,一个愿打,一个愿换,为什么不可以呢?”

  我想,外婆这般疼我,从小到大,养我、育我、救我,可谓恩重如山,深如海,而我虽然已是十多岁的小大人了,竟然连报答的能力都没有,甚至连让外婆了却裹我小脚的最大心愿都一波三折,无法顺利实现,实在太对不起外婆了。我告诉外婆,再几年我就十八岁了,到时我已成年,有自主的行为能力,便可让外婆好好裹出她喜爱模样的小脚了。

  高二、高三,我功课很紧,整天早出晚归,几乎没有时间让外婆为我裹脚泡脚,而深山里的师父也警告我,女生裹了脚,还能攀爬这崎岖坎坷的登山古道吗?

  上了大学,有军训护理课,一当掉便得立刻退学,教官说:“你看过军人裹小脚的吗?”

  我很惭愧地禀告外婆,我要再拖四年,才能裹小脚。我看外婆有点要哭的样子,我许久许久都不敢抬起头来看她的脸和眼。啊!我好惭赧、好愧疚、好悲哀唷!

  终于大学毕业,外婆很是高兴,我知道外婆眼巴巴地一年望过一年,这下她总算可以满她多年念念不忘的心愿了。

  岂奈我刚一踏出校门,竟然又国家考试及格,遵照任职规定,我不能不到阳明山受训,这样一拖,又得要大约半年左右,没有在家。我请求外婆再等我六个月。外婆似乎又落空了,呆呆地瞪着我没有什么表情,我知道我不得已又要再一次黄牛了,我觉得好对不起外婆,不禁自己落下泪来。

  不久,我分发了。我报到的第一天便请示长官:“我能不住公家宿舍吗?我能回去与外婆一起住?我能裹小脚吗?”

  长官很生气,又很疑惑的训了我一顿:“当然不行!这是什么年代了,还裹小脚,想想:女生裹了小脚,还能上班吗?”

  我哭了,我真的很对不起外婆,她老人家一生只有这么区区一点心愿,为什么会这般困难呢!

  我只好厚着脸皮,再度回外婆家,当面恳求外婆原谅。我说:“再几年,我当了主管,我就可以自己做主了!”

  我一阶一阶地往上升官,而外婆也一年又一年地苦等。可是,再大的官,都有上司骑在上头,永远是:“众人之上,众人之下”,我哪能做得了主?

  一九七一年,外婆九十二高龄,已经接近她生命的尾声了,又老又弱,她说:“要裹就要快,我要走了。”我直觉地感到外婆的声音好是沙哑,而且哽哽咽咽,已经低沉到快听不清楚了。

  我知道我已不急不行了,便赶忙上办公室,再度请示长官。但尽管我干求万求,一至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仍然不准就是不准:“这是什么时代了,还做这种傻事!”

  我只好辞职,为了外婆,我已别无他法。因为外婆实在不能再等了。我以最快的速度递上辞呈,并办理移交,几番大小典礼,又留又送,我活像一具失魂落魄的行尸走肉,但无论如何令全体长官部属惋惜,我这算是真正回到老人家的怀抱里了。

  但一切似乎都太迟了。外婆已油尽灯枯,不能起床,没有几天,便真的走了。她老人家真的等太久了。

  临终,外婆被换铺到大厅前,我跪在她老人家身旁羞怯地用裙子遮盖住两脚,这是习惯,多年来每当外婆提到,“小丫头,这偌大一双脚丫子,真能见人吗?”,我总先跪下来,向外婆道歉说声对不起,并设法把两脚遮掩到裙子里。但这次,外婆已经不能说什么逗我的话了。她只示意要我向后转身,背对着她,我提起裙摆,照着转,正要放下裙摆来遮盖两脚时,我似乎感觉到有只手,正有气无力地挣扎着,并且一再试图触摸我的脚,但才微微地碰了一下子就没动静了。我感到有异,猛然回头。啊!原来外婆已经断了气了。

  我哭得死去活来,不停地嘶喊着,“外婆!外婆……”,但一次又一次,我哭晕了又醒,醒了又哀痛晕厥,却仍然没有听到外婆像往日一般亲切回我应我的慈祥声音,我好伤心,不停地自言自语:“外婆,您是在生我的气吗?”

  我默默地跪着向外婆忏悔,我向外婆禀告我一定会自己自动把两只小脚裹好缠好,然后来到坟前祭拜,以告慰她老人家在天之灵。

  我低垂着头,含着盈眶的泪水,我想:“我这一生,真能这样辜负外婆的亲情与爱心,就只一双小脚而已,真能这样让老人家区区一点心愿落空吗?就只一双小脚而已,不是吗?我真的太不孝了!”


  不让妈妈再掉半滴眼泪

  国三时,因为忙升学模拟考功课太重太紧,实在抽不出时间到医院输血,心里总希望能熬到考后再去。

  哪知考试当天,我已脸色苍白,全身疲软困乏,两眼一片昏花。我虽然心里十分清楚,我的血红素必已降到五以下,很快就会晕倒而不省人事,但我仍然撑到考完,依稀迷糊地听到钟声已经响起。

  放榜时,我落榜了,而且还三科红字。回家,双手呈上成绩单给妈妈过目,只见妈妈静静地一句话也没说,双眼红红地直掉眼泪。

  我想我这贫血绝症已折磨外婆跟妈妈十多年间,几乎哭干了眼泪,几乎生不如死,怎能再让妈为我的成绩操心呢?如果今后我再让妈掉一滴眼泪,我还算人吗?

  我赶快跪下来道歉,向妈说了一句又一句的对不起,我趴在妈的膝盖上,哭着发誓,“妈,我这一生决不让您老人家再掉一滴眼泪!”

  我已六十二岁,也已成家立业,养育了二男三女,但我至今,从未让妈妈再伤心落泪,甚至,我的儿女,也不曾让我伤心落泪,因为从他们出生的第一天开始,他们便不曾看过自己的妈妈让她的妈妈伤过心,落过泪。

  我一生宁苦自己,也不苦别人。宁叫自己哭瞎了眼,也不叫别人落半滴泪水。妈妈说:别人的泪水,也是她的泪水。

  我不让小虫虫的妈妈掉眼泪,也不让小蝴蝶、小蚂蚁或小鸟的妈妈掉眼泪,当然,也不会让小老鼠、小蟑螂的妈妈掉眼泪。我还要做他们的妈妈,比他们的妈妈更爱他们。


  对方妈妈的眼

  用自己看别人的眼睛,来看自己,并用自己看自己的眼睛来看对方。我们自己的妈妈看我们总是十全十美,毫无任何瑕疵,而对方的妈妈看对方,也总是零缺点。所以一生的不平不满,大多出于我们的眼睛是我们妈妈的眼睛,看不到自己的缺点,也看不到别人的优点。而早晚能时时处处都无怨无悔的,则是我们的眼睛是对方妈妈的眼睛,举目望去,尽是好人好事,这是真正可以看到今世幸福圆满的温柔慈祥眼睛。


  爸爸和我

  由于参加二二八事变,爸爸和妈妈都被判了死刑。后来,白色恐怖,又不知如何被牵扯上了,爸爸和妈妈就这样不知下落地失踪了。

  全台中市民发动万人签名,推派代表到南京向蒋经国先生陈情,总算妈妈被放了出来,而爸爸仍然半点音讯全无。

  妈妈回来后,病得很重,一直无法起床。外婆教我煮东煮西,洗这洗那,当时才仅十四岁的我,硬是勇敢地把这个家撑了起来。

  有一天,夜很深,突然有人很急地直敲我们家的门。我好害怕,便把弟弟妹妹全叫醒了,一来壮胆,二来以防万一不测。我打开了门,原来台中看守所的伯伯来告诉我,有人在台北六张犁公墓发现了爸爸的尸体,要我半夜赶忙北上查看究竟,否则被人搬动了,就再也找不到了。我才十四岁,又是小女生,而且还是地中海绝症患者,我哪有这份能耐呢?这位伯伯看我哭了,便说:“我陪你跑一趟吧!”

  当天差不多天亮的时候,我们总算找到了爸爸冰冷的尸体,雇了一部车,偷偷运回台中。

  我发觉爸爸胸口还有点热热地,便跑去找一位陈伯伯,他是留学东京帝大的名医,我跪着恳求他设法救救爸爸的生命。

  爸爸醒了,也活了过来。但已经被处死的罪犯,早已没有户口了。我的爸爸只好躲躲藏藏,过着不见天日的黑暗日子。现在爸爸的冤狱已经平反,爸爸也可以和一般人一样过正常生活了。

  这期间以一个政治犯的家属而言,可以说,有多辛酸就有多辛酸。

  爸爸回来后,头几年,根本不认识我是他的谁,因为严刑拷打,已使得他的记忆完全丧失。尤其是爸爸不平不满的愤恨心,十分强烈。

  我从十四岁开始,每天侍候着神智不清的爸爸和常年卧病在床的妈妈,我每天都挨爸爸的打和骂,也在爸爸的打骂中,坚强地一天天长大。

  左邻右舍都不忍心眼睁睁看我这样不挡、不躲也不闪地跪着挨打挨骂,都好想帮我解围,但我都拒绝了,因为我怕爸爸会更生气。好几次管区警察先生也叫我去问话,十分关心,但我都告诉他们:“请让爸爸尽情发泄吧!爸爸是再也经不起任何打击了。”亲朋戚友,还有左邻右舍,还有我的同学,都不赞成我这般认命地挨打、挨骂,他们都怕我会被打出内伤,或被打死。但爸爸呢?

  今年我已是六十二岁的老太婆了,但在这漫长的五十年间,对爸爸的打和骂,我从没挡过半次,也没躲过半次闪过半次。我决不伤害我的爸爸,因为他真的已经够可怜的了。为了台湾同胞的幸福,他把他自己的一生给牺牲了。

  很多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从不顶撞我父母,也决不做爸妈不高兴的事。我每天不离开父母,守着他们,护着他们,即使当了别人家的媳妇,也利用上下班或假日,每天回娘家去照顾他们的起居生活。

  记得大学刚毕业那年,我的教授很疼我,师母又是台北市党部副主委,替我安排了一项非常令人羡慕的好工作。教授说:“争取这职位的很多,你明天准时去报到,知道吗?”

  我点点头。

  可是,我还得回报爸爸妈妈才行呀!

  我赶回家,好是高兴,岂奈爸爸不知去哪里了。我告诉妈妈,我先去报馆打工,下了班再回来找爸爸。

  当晚,我回到家,爸爸因为太累,已经睡着了。我看爸爸睡得好甜、好熟、内心好是欣慰。这段日子,爸爸为了逃债躲债,几乎不敢明目张胆地回家,更为了票据通缉,都睡得很不安稳,或许太久没睡好了,今天竟然能睡得这么甜、这么沉,就让老人家难得地补一补眠吧!

  我坐在床边,静静地看着爸爸,想想他坎坎坷坷的一生,真值得吗?我不知道救台湾为什么会是爸爸的事?又为什么会是我们家的事?

  我等到第二天中午,爸爸才逐渐从昏昏沉沉中,醒了过来。当然,我报到的时间早巳过了,工作也没了。

  教授很生气:“为什么不叫醒爸爸呢?”

  我一脸歉疚地直掉眼泪,真的,我哪忍心叫醒爸爸呢?可怜的爸爸已经不知多久没这样睡过觉了。

  如果是您呢?


  附注一:我到今天仍然不了解为什么已经被当尸体丢弃在六张犁公墓的爸爸没有死?又为什么从来不信任何宗教的爸爸,会口口声声地说观世音菩萨让他死,使他变成尸体被丢出来后,又让他活。您相信这世间真有观世音菩萨吗?爸爸说他在死牢时,天天都看到观世音菩萨。



  慈母手中线

  我知道我这绝症患者,已经来日无多。可是,我实在很舍不得丢下我这五个孩子,我好牵肠挂肚,我不敢想象,当我两眼一闭,这世间会有谁肯来照顾他们? 古老有过这么一则脍炙人口的传说,在耳语间,被世人不公开地一代又一代地神秘歌颂着:“儿女们如果能穿着亲生母亲亲手编织或缝制的衣服、围巾、帽子,其安全上的保障,远较密教中,最为上乘的披甲护身,更为利害,不但可以有效消解各种大小灾难,如疾病,舟车之祸、水火灾……等等,并且可以招致各种幸运的福报,使儿女们从此一生平稳、平顺、又平安,直到子孙满堂,仍然绵延不绝,无穷无尽。”

  我好盼望我能永远和儿女们生活在一起,能和儿女们日夜不分离。只要有任何机会,我一定要呵护他们,一定要庇佑他们,让他们往后一生的日子,都能十分平安。所以,我告诉医生和护士,趁现在尚有一口气在,我要给我每个孩子,各打一件毛线衣、围巾和帽子。他们说:“您都病到这般地步了,两手也都快完全瘫痪到报废了,真还能拿得牢毛线针?真还支撑得住吗?”

  我很有自信地点点头,并请求他们破例准许我起来半躺半坐。

  我每天边吊点滴,边打毛线。孩子们则轮流守着我,也不停地为我捡拾一再掉落地上的毛线针,看来我的左右手,似乎已逐渐不听使唤了。我一针一线,耐心地吃力慢慢打,孩子们很不忍心我如此硬撑苦撑,都你一句、我一句,一再求我别这样折腾自己了。我告诉孩子们:“这古老的传说是真的,它让妈妈死后还能活着陪伴您们。”

  我不停地赶,有时棒针、有时钩针。好几次,劳累过度了,晕倒又被救醒,也好几次,病情危急。孩子们哭呀哭地,我说:“别担心,妈妈还没把您们的毛线衣打好呢!”

  今年春节,大女儿从俄国回来团圆。莫斯科已摄氏零下四十五度了。我不眠不休地匆匆赶出一条厚厚的围巾。我想,每个人都是被逼出来的,不这样,我真不知要何年何月才能打出一件像样的成品来呢。

  十天后,大女儿又得回学校去继续她的研究。在机场,有不少人盯着她脖子上的围巾,好是诧异,这些人议论纷纷:“这围巾怎么打得这般烂呢?而且还湿湿地,这小姐看起来手脚好好地,怎么会打到这般乱糟糟呢?毛线不是拉得太松,就是绷得太紧,突然粗,突然细,怎么会一点章法都没有呢?”

  大女儿差点哭了出来。我说:“很对不起,妈让你受委屈了。告诉他们,这是妈病危中,含着泪水,硬撑硬打出来的。但妈已尽力了!”我不禁哭了出来。

  大女儿赶忙过来紧紧搂着我,哽哽咽咽,也泣不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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