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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讲记

 

刘宏毅


 

 
 

     
  
  第二讲



  这一讲主要讨论《三字经》的第四部分,介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以及读书求学应该遵守的次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与下面第五部分的中国通史纲要一起构成《三字经》全篇的中心。


  教育要教些什么?初学者应该选择哪些典籍作为必读的东西?古代的文化典籍汗牛充栋,仅以乾隆时代纪晓岚领衔编纂的《四库全书》,就汇集了从上古到清代前期几乎所有的重要典籍,历时二十年,共收书 3461种,79000多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总字数约有七亿汉字。人一生什么事不做也读不完。面对如此浩瀚的知识海洋,难怪庄子慨叹:“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人生只有短短的几十年,而知识的追求是无穷的,如何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少走弯路,一下就摸到中国文化的核心呢?《三字经》早就为我们铺平了道路,这就是我在这里要与大家一起讨论的内容。


  下面看原文:



  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



  训蒙是对小孩子的开蒙教育,必须要讲究、一定要重视,应该用最优秀的师资力量来给小孩子开蒙。底子打不好、基本功不扎实,今后的造诣就会受限制。但是怎样讲究?讲究什么?这就需要为师者在教学方式、教学内容、课程进度等诸多方面下一番功夫了。


  千人千面,世间没有同样的两个人,这就是俗话说的“龙生九子,九子不一”。每个孩子都有个人的特点,从性格、能力、接受程度诸多方面都有不同,所以要因材施教,注意在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上的区别和讲究。


  现代教育走上了教育产业化的道路,搞工业化生产线那一套。看看今天的“教育产品”就一目了然了,小学生从服装、课本、作业到考试,一切都是统一的,将来小孩子毕业了,就是“罐头产品”、就是“可口可乐”,从包装到内容全都一样,一点特点也没有。所以用工业化方式进行教育是否可取,要仔细斟酌,否则生产出来的学生连“标签”都一样,都是教育产业的成品。有特点的独立性的人没有了,创造性的人才当然也就没有了。


  在传统教育中,老师要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采取各异的教学方式,私塾学堂里面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使用的教材都不同,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满足学生的需求。孔子讲授“仁”,一个学生一种方法,内容都不一样,所以仁字在《论语》中出现了66次之多。一个仁字果真有如此多的岐义吗?不是,这只是孔子的教学方法,是针对每个学生天性、秉赋的特点帮助他理解“仁”字的含义,否则他听不懂。对孝字的解释也是如此,《论语》中记载,孔子的学生问孝,孔子的回答每个人都不同,例如子夏问孝,孔子回答说:“色难”。给父母脸色看,是子女经常干的事,如果能够做到不给父母吊脸色,就是孝。 “色难”有两重意思,一是脸色难看,二是不使脸色很难。这是针对子夏说的,可能子夏经常犯“色难”的毛病。其他学生,不“色难”,孔子就要换个说法了。因此,人文学科的许多东西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佛家常说“法无定法”,要因人设教,这是在教学方式上的讲究。


  在教学内容上的讲究,就是“详训诂,明句读”。训诂与句读是读古书的基本功,训者解也,诂者古也,所谓训诂就是用通行的白话解释古文的词义和字义,后世发展成一门专科学问,叫训诂学。中国的文化典籍经过“焚书”的浩劫和秦末的战乱,至两汉时已经是残破不全了,特别是“五经”,后人已经很难读懂了。于是汉儒们才出来训诂,对五经进行注释和考据,通经的人称为 “五经博士”,所以训诂学起源于汉朝,被称为汉学。现代西方国家将中国文化统称为“汉学”是不确切的。


  清代是训诂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分出训诂学、章句学、考据学、注释学等专门学科,后世统归为语言学。今天高等学府里面开设的文献管理、档案管理、图书馆学等专业都开设此类课程。但是研究归研究,到底有多大的实用际价值则是另外一回事。有人就为一个字、一句话考据一辈子,可以写上百万字的文章,甚至拿个博士学位。


  句读相当于现代的标点符号, 古文都是一文到底,不用标点符号,注意不是没有,而是不用,没有和不用是两回事。为什么不用?因为文章一经圈点,文气就断了,正如人的三焦之气本是畅通的,如被截断气机就滞塞不通一样。文章是有生命的,有眼有气,文气一断文意就僵了,文章就死了。一部《论语》一辈子都读不厌,每年读有每年的理解,每次读有每次的体会,句读一变,整个文意就大变,真是奇妙得很,所以不能断死。宋儒将《论语》活生生的二十篇文章断死,变成现在的253条僵化的语录,除了断章取义方便以外,孔子的思想被严重扭曲。因此对古文训诂可以,不能翻成白话文;明句读可以,不能做句读。


  但是对初学者,一定要将文义、字义讲明白,将文章的初始句断讲解清楚,以便帮助初学者理解。句读的基本原则,就是“语绝为句,语顿为读”。语气结束的地方为“句”,用圈(句号)来标记,没有结束的文句叫做“读”,用点(逗号)来标记。古人常有“可圈可点”一词,赞颂某位历史人物的功业。


  句读点错了,常常会闹笑话、出歧义。例如当年批孔运动中,常用《论语》里面“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话来说事,说孔子为专制帝王帮忙,推行愚民政策。还将老子拉过来陪绑,因为《老子》中有“虚其心,实其腹;弱其知,强其骨”的话。老子与孔子说的是不是同一个话题暂且不论,即便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原话也没有任何“愚民”的迹象。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是他把教育从贵族的殿堂推向民间,才有后世的社会教育,这是孔子的伟大贡献。孔子是有教无类,要将所有人都教明白,如果要“愚民”,他又教导谁去呢?这从道理上就讲不通。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误解呢?断句断错了。孔子的意思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百姓懂道理,就随他们去,为政者不要没事找事;老百姓不懂道理,就要教育他们,这是为政者的责任。同理,孩子听话,父母就不要这也不是那也不对的挑剔;孩子不听话,父母就要好好地对他进行教育。断句断错了,就变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了。是孔子说错了吗?不是!是你自己断错句了。


  至于老子说的“虚其心,实其腹,弱其知,强其骨”一句,心本是人的意念活动,减少意念活动,你的丹田之气就能充足;知是人的欲望,减损你的欲望,你的身体就能强壮起来。老子说的是养生之道,跟愚民政策,风马牛不相及。



  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



  读书求学,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才能奠定扎实的基础。按中国的古礼,也就是周公之礼,小孩子六岁就读小学,先从生活规范开始学起。八岁开始学字,也就是学六书;十八岁束发,行冠礼以后入大学。因此《大戴礼记•保傅篇》中说:“古者八岁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是小艺;“诗书易,礼春秋”六经,是大艺。传统教育中的小学阶段,是先学习做人以及如何生活,然后再传授知识,学习六艺;最后才是六经的大学之道,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教育走的路线。


  生活规范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子游在《论语•子张篇》中说的“洒扫、应对、进退”,不要小看这六个字,它既是生活教育也是人品教育,是中国文化教育一贯的传统。我们今天提倡的生活教育,大多是与职业、赚钱相结合的技能培训,与传统的生活教育是两回事。小孩子娇生惯养的多,特别是富家子弟,家里都有佣人,他们自己哪里会洒扫庭除。现代人不会扫地、抹桌子的多得很,扫把乱挥搞得尘土飞扬,一块脏布越擦越脏。连最基本的洒扫庭除都不会,今后他们如何面对生活呢?


  应对之事就更成问题了。常有这样的孩子,你问他:贵姓?他就回答:我贵姓某。府上哪里?他会说:我府上某地。应对的礼仪根本不懂。至于进退就更难了,一件东西该不该拿、一件事情该不该做,这些都是大学问,小的时候就要开始教。如见到长辈如何问候、到亲友家拜访,该站还是该坐,站在哪里、坐在哪里等都要教育。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小孩子见到长辈一声不吭,到客人家里拉抽屉、开柜子,没有一点规矩,可见我们的小学教育大有问题。


  传统的小学要教授文字,除了上面提到的训诂、句读以外,还要学习汉字的结构和起源,就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书之学。在形声义三方面,给小孩子打好文字基础。这方面的教材,周朝用《史籀篇》,秦汉用《仓颉篇》,以后出来《急就章》,六朝以后用周兴嗣的《千字文》。


  此外,小学阶段还要接受“礼乐射,御书数”的小六艺教育,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礼是生活规范,乐是艺术,射是射箭,相当于今天的健身,御是驾车,相当于今天的军训;书是文字和书法,数是数学,相当于今天的自然科学。可见,传统小学教育的内容绝对不比今天少,可能还更全面。可惜,古六艺的传统教育今天已经没有了,在日本还有点依稀仿佛的影子,日本人将其转变为“八道”,即茶道、艺道、花道、书道、剑道、棋道、柔道和空手道,作为八个文化传统保留下来了。


  小学期间,行有余力的可以读“四书”,但是老师一般不开讲。什么时候开讲呢?要根据学生的程度和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是要到大学阶段,老师才详细讲解四书中的道理。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儒家经典著作,本来《大学》与《中庸》只是《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将之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合在一起,称为四书。经朱熹注解的四书,代替了五经的地位,在元明清三代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是士子学人的必读之书,对中国近古时期的政治、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朱熹,字元晦,号紫阳,祖籍徽州(今安徽歙县)婺源,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十九岁中进士,曾做过五任地方官,但时间都很短。他主要从事于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曾修复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建立武夷精舍、沧州精舍等,广收弟子门徒,传播理学。朱熹一生著述甚丰,代表作品有《晦庵先生文集》、《朱子语类》、《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资治通鉴纲目》、《诗集传》、《楚辞集注》等。


  概括地说,四书中的《中庸》谈理,相当于认识论;《大学》谈法,相当于方法论;《论语》《孟子》是事例,由孔子、孟子两位名角,一个演仁,一个演义,生动地表演给我们看。但是在儒家思想的传承上,是孔子传曾子,曾子著《大学》;曾子传子思,子思著《中庸》,代表了原始儒学的三代人。许多人以为《大学》《中庸》就是孔子的思想,其实不对。《大学》与《中庸》是曾子与子思的学术论文,他们继承了孔子的学术思想,不能代表孔子的思想。而《中庸》与《大学》的学术观点又有不同,这是要注意的。


  至于孟子晚了孔子165年,只是子思的门人,因为孟子的年龄小于子思近100年。



  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人思想的根基。想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就必须首先了解儒家思想,而要了解儒家思想,就不能不了解孔子的思想,了解孔子思想的最佳途径就是阅读《论语》。《论语》是孔老夫子教学传道的记录,一共有二十篇,内容是孔子的学生记载圣人的言行,谈论为人、处世与为政行仁的言论,其中既有孔子与学生的对话,也有学生之间的相互问答,十分难能可贵。


  古代相传的《论语》有三种,即鲁国流传的《鲁论》二十篇、齐国流传的《齐论》二十二篇,以及孝景帝年间,鲁恭王坏孔子故宅墙壁,得到的《古文论语》。但《古论》和《齐论》到了汉魏之间,都已逐渐散失,现在传诵的《论语》只有《鲁论》二十篇了。


  《论语》的编纂者,历代学者均认为是孔子的弟子和门人,例如,班固认为,“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郑玄则认为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当代学者则认为《论语》非成于一人一时,而是孔子的弟子、门人们根据自己所记,不断补充、辑录,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才纂集成书的。最后的定稿者应是曾参的学生,时间大约在公元前四百年左右的战国初期。

 
  中国的传统文化,经过战国与秦汉的大动乱之后,变得支离破碎,亟须重新整理。于是汉儒们便极力注重考据、训诂、疏释等工作,这种汉儒学者特有的风格就是著名的汉学。唐代儒者的学风,大体还是因袭汉学,对于章句、训诂、名物等类,更加详证,但对儒学的义理并无特别的创见。宋代以后,有理学家的五大儒者兴起,自谓直承孔孟以后的心传,大讲心性微妙的义理,这就是宋儒的理学。与汉儒们只讲训诂、疏释的学问,又别有一番面目。直到明代的儒者,仍然守此藩篱而不变。明亡以后,儒家学者如顾亭林等,对于“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理学,深恶痛绝,认为这是坐致亡国的原因,于是提倡回过头来做学问,恢复老路线。但求平实治学而不重玄谈,仍然注重考据和训诂的学问,这就是清儒的朴学。


  由此可知儒家的孔孟学术,虽然经汉、唐、宋、明、清几个时代的变动,虽治学方法和所走的路线不同,但是尊崇孔孟,不敢离经叛道则是共同的。这样就把和蔼可亲的孔老夫子塑造成一个不苟言笑的偶像,把孔子温良恭俭让的善言,变成一本刻板教条的语录。这是在帮孔子的忙还是拆孔子的台,实在难说得很。


  孔子以后,儒分为八,弟子们各据一方,弘扬儒家的学术思想。汉代以后,儒学大体上分成四类:一是政治的儒学,统治者为了政治的需要,扯大旗做虎皮,孔子变成“大成至圣文宣王”了。二是学术的儒学,专门搞儒学的学术研究,如汉学、朴学一类的学院派。三是民间的儒学,走私淑儒家思想的路线,从协调伦理关系入手,来立命做人,修心修身。最后是宗教的儒学,把孔子的话当成圣经,把孔子的偶像供在孔庙里吃冷猪头。



  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



  《孟子》这部书共有七篇文章,是孟子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整理记录孟子言行的书,内容都是讲道德,说仁义,如崇尚王道、排斥霸道、阐明性善、辟斥邪说等。四书的文字分量,共五万六千多字,《论语》只占29%,《孟子》则占了63%,因篇幅较长,所以《孟子》的七篇文章,每篇都分为上下两编。古人不参加科考的可以不读《孟子》,但走仕途之路的士子,必须熟读此书。《孟子》的文章写得实在好,文意贯通、文采飞扬、说理透彻,有条不紊,后世的所谓“唐宋八大家”无不因袭孟子的文风。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国人,生卒年月不详。一般认为是生于公元前385年(周安王17年),卒于公元前304年(周赧王11年)。司马迁在《史记•孟子旬卿列传》中只用了137个字,从正面记述了孟子的生平。


  司马迁说:“孟柯,邹人也,授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柯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叙诗书,述仲尼之意,做孟子七篇”。


  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是战国中期的大学者,曾周游齐、宋、滕、魏等国,试图说服诸国君王接受道德仁义的政治主张,均因其学说“远水不解近渴”而不被采纳。故此晚年去齐回国,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培养学生。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在那样现实的时代环境中,他始终为人伦正义、为道德政治,奔走呼号,而绝对不受时代环境的影响。后世有人嘲笑孟子不识时务,以孟子的聪明才智和雄辩之力,如果改变一下思路,搏个富贵功业还不是易如反掌。


  讲阴阳五行的驺衍来到魏国,梁惠王亲自到郊外迎接,执宾主之礼。孟子来见惠王,梁惠王开口却说:“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不但不尊重,而且毫不客气。但是孟子十分清楚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向时代风气妥协,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明知道挽救不了这个时代,还是尽自己的力量,多救一个是一个,这就是圣人。


  孔子不也是“明知不可而为之”吗?周游列国到处受瘪,还被困在陈蔡饿肚子。孔子形容自己,“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吆喝了一辈子也没把自己推销出去。孔子的学问,是五百年以后,到汉武帝的时候才兴起来,董仲舒弘扬孔学、司马迁撰《史记》赞扬孔子,才大大地抬头。伟大的人物活着的时候都是倒霉,死了以后才吃香。所以说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文化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开辟者。


  但孟子毕竟去孔子165年,所处的时间、空间背景都不同。孔子温良恭俭让、孟子间有侠义之气,二人的性格、脾气完全不同,所以孔孟二位圣人在为人处事、劝政说理的风格上也迥然有异。孟子有雄辩之材,例如他说服齐宣王行仁政,说得宣王无言以对,只好敷衍地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我有毛病,我好色,没办法施行仁政。孟子说:好色有什么关系!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谁不爱自己的女人呢?周文王的先祖太王也好色,如果您能将此心推广开来,使国中内无怨女,外无旷男,好色又怎么会影响您施行仁政呢?宣王又敷衍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货”。我还有个毛病,我好财。孟子又说:好财货有什么不好?谁不喜欢财物,如周公的祖先公刘也是喜欢财货,他与百姓一起富国强兵,大王您如能与百姓同之,爱财与施行仁政有矛盾吗?宣王又说:“寡人直好世俗之乐”,我还爱听流行歌曲。孟子说:听何种歌曲并不重要,关键是看大王要独乐乐还是与人乐乐。是少乐乐,还是众乐乐。如能与民同乐,听歌又有什么不好呢?齐宣王被堵得走投无路,孟子正是在引导他走上仁政之路。


  孟子被推崇为“亚圣”,其书被列入儒门《十三经》,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升格过程。在汉代,《孟子》与《论语》虽然同为子书,但实际地位却大相径庭。《论语》是儒家六艺的基础课,地位在经子之间,而《孟子》则属于普通的子书。在《汉书•艺文志》的目录中,《论语》在六艺略,《孟子》在诸子略。汉文帝时《孟子》虽然一度被设置为博士,但那是传记博士,汉武帝时即罢了。


  唐文宗太和年间,国学石刻《十二经》,还是没有《孟子》。直到北宋仁宗嘉佑十二年(1061年)刻成的经书上,《孟子》才第一次被列入九经。


  明洪武帝朱元璋认为孟子不应与孔子同享文庙之祭,下令撤掉孟子的牌位。到朱元璋晚年重新读到《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段文章时,不禁拍案呼好,又下令将孟子的牌位送回文庙。孟老夫子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实在是苦啊!



  作中庸,子思笔,中不偏,庸不易。



  孔子传道给曾子,曾子写了篇论文《大学》;曾子传道给孔子的孙子子思,子思又写了篇论文就是《中庸》。子思(公元前483-402年),名孔伋,是孔鲤的儿子,孔子的孙子。古人教育子女的规矩,是自己的孩子不自己教,就象医不自医一样,所以孔伋的老师是曾子。孔子弟子三千,最杰出的贤人有七十二位,排第一的是颜回,第二位就是曾子。曾子得到孔子思想的精髓,做了一篇文章,就是《大学》,他是孔子思想的嫡传者。可以说孔子、曾子、子思是一脉相承的前后三代人。


  子思在《中庸》里说到孔子文化思想的根源,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继承了尧、舜、禹这个一以贯之的传统思想,继承了由文王、武王时代确立的包括礼法、政治制度、社会礼仪、文化精神等在内的宪章精神,这是周代文化的精神,也就是孔子弘扬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的传承体系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用的都是《尚书》里面“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传,孟子以后传承就断了。虽然孟子身后的荀子,也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但到底还是走了样,已经不是纯正的孔子一派了。荀子的儒家思想融合了儒墨道三家的学术观点,发展了儒家的“礼学”,颇有向法家转变的趋势,所以他的弟子中才出了李斯、韩非这样的法家人物。


  后世有些人批评孔子是为统治阶级帮腔的,这种说法既不正确,也不公平。孔子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处处推崇尧舜的“公天下”,希望人人自觉,都能够约束自己,方便他人,以恢复我们传统文化思想,保持良好的社会和家庭秩序,也就是后世批判的“克己复礼”。历代统治者无一不在利用孔子的思想,挂儒家的羊头卖自己的狗肉,这又与孔子有什么相关呢!


  中庸思想,也是来自于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认为中庸太难了,普通人很少能够做到。中庸到底是什么呢?孔子讲的中庸与仁一样,有体有用。中庸的体非常不好理解,中庸的作用就是此处讲的“中不偏,庸不易”。中就是不偏,庸就是不易。

 
  什么是中呢?一个方框,代表上下四方,中间有一竖直贯下来,不歪不偏就是中。任何事情都要取中,无论偏左、偏右都不行。孔子著了一部历史,叫《春秋》,为什么叫春秋呢?取中之意。冬天冷、夏天热,温度不适中;冬日长、夏日短,日照不适中,都不合乎标准。只有春秋不冷不热,白天与黑夜一样长,有中才可以作为标准。孔子的五德是“温良恭俭让”,温是第一的,太热太冷都是偏,只有温才是中。


  高明的政治家对两方面的不同意见,如果能够各保留其对的一面,舍弃其不对的一面,就中了,也最高明。这就是“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但孔子同时感叹说:“民鲜久矣”。普通人很少能够运用中和之道,走的多半都是偏锋。


  什么是庸呢?庸是庸常之意,就是我们说的,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平庸才能长久,普通才是伟大,这是宇宙间的基本法则。我们现代人都不甘寂寞,要拔高、要精彩,讲究“玩的就是心跳”。人生平平安安就是福,高处没有道只有险,高处不胜寒。常人不是如此,不知足不知止,求高求好。一求高事准糟,所以叫“糟高”。中庸就是告诉我们“中不偏,庸不易”的道理。这两句话是宋儒程颢、程颐说的,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了就不偏、庸了就长久。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就一生平安、幸福。


  中不是目的而是方法,中的目的是和、是中和,所以子思在《中庸》里才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有中才能达到和,和是宇宙万物之理。夫妻和才能生贵子,家和才能万事兴,和气才能生财。总之都要和,不和就不生,就没有生气。天之和是太和,地之和是中和,人之和是保和。能时时保和就能达到中和,保持住中和就能恢复到太和。北京紫禁城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不正是此意吗? 



  作大学,乃曾子。自修齐,至平治。



  《大学》这部书是孔子的学生曾子所著,共有十章,完整地阐述了一个人从格物致知开始,直至治国平天下,超凡入圣的八步功夫,是儒门修心修身的方法论。特别是曾子在开篇讲的第一段话,是《大学》全书的精华之所在。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实现大学之道的三个纲领。明德指我们的性德,它是天赋的、善良的、本来就光明,在圣不增、在凡不减。如果你修它就有,不修就没有,那是生灭法,就不是明德了。但我们的明德被后天的秉性和习性遮蔽了,象落满灰尘的镜子一样不明了,该怎么办呢?把镜子上面的灰尘擦掉,让本有的明德放出光明,就是明明德,佛家称之为“明心见性”。明明德是彻底搞明白了,仅仅明白道理没有用,一定要去做,要落实在实际生活中才能受用,所以明明德之后紧接着就要亲民。亲民就是爱你的同类、爱众生、爱环境、爱这个世界,也就是孔子说的“大孝孝于天下”。第三步则是“止于至善”,至善是慈悲已极、是不讲任何条件的博爱,这是亲民的圆满果报,是实行出来的,不是坐在家里求出来的。


  曾子讲的三纲领,其实与佛家讲的三觉悟是一件事,只是说法不同而已。“明明德”就是“自觉”,“亲民”就是“觉他”,“止于至善”就是“觉行圆满”。三个纲领都实现了,你就成佛了。能够自觉的是罗汉,能够觉他的是菩萨,觉行都圆满了就是佛。三者之中,一环扣一环,互为因果,但有轻重本末之分,学者一定要辨别清楚。其中,明明德是本,亲民是关键,二者是因。明明德是明白了,明白了要去行道,不行没有用。只是说食数宝,看菜谱不点菜,终归填不饱肚子,所以才要亲民。其后才有“止于至善”的果报。正因为如此,曾子才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如何才能落实“亲民”呢?孟子接下去详细论说,要分三圈来实现。第一圈叫“亲亲”,亲是指有血缘关系的家人,先亲近你的家里人。做善事一定要先从自己家里做起,先帮助你的兄弟姐妹,这是根本。第二圈是“仁民”,就是爱你的同类、帮助你的同胞。人要先从帮助家里人开始做起,然后将爱心一步步地扩散开去,再帮助你的同类。第三圈是“爱物”,是爱众生、爱万物、爱生态环境、爱这个地球宇宙。爱心是一圈一圈扩大出去的,“亲亲”还没有做到就跑去爱物,是本末颠倒不知先后,就无从近道了。别人看到你这个样子做善事也会误解你,认为你不是脑筋有问题就是别有用心,因为正常人办事一定是按照程序来的。


  如何检验你的修行到达哪一步功夫了呢?曾子接着又提出检验效果的五项标准,就是“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几句话把得道的整个过程都说尽了。首先必须要知止,知进知退、知足知止,是第一层意思。人的心念象狂奔的野马,必须让它停下来定住,才能看清楚四周的一切。否则你骑在狂奔的野马上,走马观花,什么也看不清楚,这是知止的第二层意思。知止了就定住了,定住就能扎下根,就风平浪静了,所以说“定而后能静”。心平气静一定身心安泰,身心安泰头脑就灵光,智慧开发出来了,就是“安而后能虑”;如此修行一定能得道,就是“虑而后能得”。


  “定静安虑得”,是修行上一连串的因果关系,知止是因,定就是果;定是因,静就是果;静是因,安就是果;安是因,虑就是果;虑是因,最后的得就是果。


  有定是真阳木,真阳木有定力、能受气、越遇逆境越乐,能不动性就是佛。能静是真阳火,真阳火明理达时、不争不贪。不争不贪,福禄无边,有无穷的快乐,就是极乐世界现前。静而后能安,心安理得就肯认命,真认命了才能信因果,信因果就是真阳土。


  知止是持戒,有戒就能得定,才有定静安的果报。再由戒定而生慧,慧就是这里的虑。虑而后就自然能得,得什么?得到明德。所以一部《大学》始终扣住的主题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明德是立身立己,亲民是爱人立人,止于至善是起心动念,利益一切众生。儒家与佛家没有两样,所以宋儒张载说:“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


  具体到方法上就是八个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面五个是修正自己,后面三个是服务社会。正心是端正自己的思想,怎么使自己的思想端正呢?要诚意,要使自己的心念沉静下来。怎样才能诚意呢?要致知,有一个正确的知见,知见不正确,行为是不可能正确的。怎样才能使知见正确呢?要格物,要探究事物之理,以尽物之性。格物、至知、诚意、正心,能达到此四步功夫叫“内圣”,自己内心的修行已经圆满了,就是圣人。内心圆满了,然后将你所学所得向外扩展,所以后面四步工夫叫“外王”。修身是把自己先管好,树立一个好样板,其次是齐家,把家族治理好;然后是治国,国是古代的地方行政单位,最后才是平治天下。


  八步功夫中最重要的是先修己心,使自己达到内圣的标准,然后再修身、齐家。如果有机会来治理国家,为大众服务,放出去就是外王;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就教化众生,著书立说,做千古的圣人。孔子、孟子就是好榜样,明知道所处的时代是衰世、乱世,知道统治者不欢迎道德仁义的理念,还是死马当作活马治,知不可而为之,这与宗教家悲天闵人的博爱胸怀没有两样。



  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



  读书首先要读《孝经》,这是按照“首孝悌,次见闻”的教学顺序下来的。《孝经》是儒门十三部经典里面的第一部,共有十八章。古人求学,一定是先读《孝经》,后读四书。《孝经》是曾子问孝,孔子回答,曾子退而与弟子们研究讨论,再由弟子们整理而成的。《汉书•艺文志》上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


  《孝经》十八章,只讲了一个问题,什么叫做孝。全书将社会上各阶层人士,从国家元首到平民百姓分为五大类,就各类人的本位,提出实施孝亲的方法和原则,所以是自古以来学者要读的第一书。


  行孝要根据每个人所处位置而定,在何本位就实行何种孝道,所以有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子之孝、庶人之孝,不是死板板的。孔子回答弟子们关于孝道的问题,一个学生一种答案,都不一样。难道孝道没有统一标准吗?不是,这只是孔子的教育方法,要针对每个学生的特点,具体情况具体答复。子夏问孝,孔子说“色难”,脸色不好看。虽然对父母的吩咐你照做了但吊个脸子,父母看了会伤心难过,这就没有做到孝。


  曾子问孝,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初也”。我们这个肉身是向天地父母借来用的,借了这个肉身的假,来修自己的真。寿命终了的时候要归还父母的,借别人的东西一定要妥善保管,否则就不好还了。


  孝不是一成不变的愚孝、傻孝,糊涂父母要子女也干糊涂事,能听从吗?绝对不行。那如何处理这种尴尬的处境呢?这就要好好读孔子讲的《孝经》。十八章书只讲了一个孝字,可谓是深入浅出,条缕详明。读书一定要活读,不能死读,读死了,孔子的话就变成僵化的教条了。


  如何才是行正孝而不是愚孝,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既要读《孝经》也要配合自己的智慧,才不至学呆。如《孟子》一书里面有“父攘羊子告”的事例。有一位为人父者,偷了邻居家的羊,攘不是主动去偷,而是将跑到自己家里的别人家的羊扣下,其子就告发此事。儿子做的对不对呢?单从法制角度看,应该说没错。但是此举合法不合理,父亲偷羊,儿子事先有否劝谏?既偷之后,有否劝父亲把羊还回去?有否劝父亲主动去自首?如果这些都没有做,就告发父亲,此举就不合情理,根本没有孝道可言。


  因此,先把《孝经》的道理融会贯通了,再读四书,学习做人处世的道理,这是做学问的基础。四书的内容能熟练掌握了,然后才能研究六经这些深奥的典籍。



  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



  《诗经》、《书经》、《易经》、《礼记》、《周礼》、《春秋》合称为六经,凡是有志于读书的人,都应当仔细研习,探求其中的道理。六经占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六个第一: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书经》也叫《尚书》,是中国第一部历史文献;


  《易经》是中国第一部经典,后世的诸子百家、一切学问都根源于此;


  《周礼》是中国第一部组织管理与典章制度专著;


  《礼记》是中国第一部文化资料汇编;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


  后世将《周礼》除去,称“五经”。五经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上古时代文化思想的中心。《论语》中将其定义为“皆雅言也”,能使人思想纯正、言辞高雅。五经各有其名:《诗经》叫葩经、《书经》叫壁经、《易经》叫羲经、《礼记》叫戴经、《春秋》叫麟经。《礼记》中有一篇《经解》,对五经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经解》篇中说:“温柔敦厚,诗教也。” 诗教不是让人去当诗人,十个诗人九个半有神经病。诗的教育,包括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文化内涵,能使人温柔敦厚,内心升华。


  “疏通知远,书教也。”《书经》是中国第一部历史文献资料,读史的目的是为了懂得人生、懂得政治、懂得过去而知道未来。人读了历史,要能够通达透彻地了解世故人情,要能够疏通知远。


  “广博易良,乐教也。”乐是艺术门类的总称,包括了音乐、美术、文艺、运动等等。“易良”是由坏变好,变得平易而善良。


  “洁静精微,易教也。”洁静是哲学的、宗教的圣洁,精微是科学的、逻辑的严密。《易经》的思想既是科学的哲学,也是哲学的科学,融合了哲学、科学、宗教三种精神。


  “恭俭庄敬,礼教也。”礼是文化思想的总称,礼教是对人格的修养,人品的薰陶。


  “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是研究历史资料,“比事”是类比今人今事。历史可提供我们政治、经济、军事,乃至其他人生方面的经验。中国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对于为人处世,处处都有借鉴的经验。


  把五经读死了的书呆子,就会适得其反,五经就变成毒药了。


  “《诗》之失,愚”。总是无病呻吟,咬文嚼字,“关门闭户掩柴扉”,此类文人就愚蠢之极,笨蛋一个。


  “《书》之失,诬”。读历史要注意,前朝的历史都是后朝人编的,如明史是清朝人编的,清廷出资官修明史,你能完全相信吗?除了历史上的人名、地名、时间是真的,其它内容恐怕靠不住。中国的现代史更是不可信,中学的历史课本就年年改,连日本人也学了这一手也修改教科书。孟子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所以说“书之失,诬”,你上当了。


  “《乐》之失,奢”。艺术文化太发达,社会风气就会变得太奢靡,历史上的文明古国都是在文化艺术鼎盛时期衰亡的。清朝中期以后,八旗兵因安乐太过,军事能力颓废退化。乾隆第二次下江南时,视察浙江清兵大营,杭州绿营兵吹奏箫管细乐迎驾。乾隆大怒,说“你们是军人,整天地吹箫弄乐,还能骑马打仗吗?”于是下令,军中只准用征鼓号角,其余笙管细乐一律禁止。


  “《易》之失,贼”。一个人学了《易经》,动不动就掐指一算,会变得贼头鬼脑的。况且“察见渊鱼者不祥”,历史上未卜先知的人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


  “《礼》之失,烦”。礼固然重要,但过分讲礼数,搞得繁文冗节就烦死人。前清的旗人见面问安,能从老太爷、大少奶奶,一直问到你们家里那只黄雀,烦透了。


  “《春秋》之失,乱”。懂了历史的春秋大义当然好,但有时候读历史会出问题。古代帝王读历史,学阴谋诡计的占多数,真正以史为鉴,检查自己的少之又少。这些人不读历史还坏的有限,史书读多了,反而祸国殃民。



  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



  中国的《易经》本有三种,《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称为三易,这是“三易详”的第一层意思。《连山易》和《归藏易》早已经失传了,如今流传下来的只有《周易》一种,是经周文王姬昌整理过的,故此称为《周易》。


  相传伏羲氏画八卦,始有卦象。其时还是结绳记事,没有文字,只有图形。直至近代,云南的少数民族还是结绳记事,家里门后面挂几条绳子,有几件要办的事情就在不同的绳子上打几个结。到神农氏时代发展出《连山易》,黄帝时代出现了《归藏易》。三王时代的夏朝用《连山易》、商朝用《归藏易》、周朝用《周易》。周文王著卦辞,周公旦著爻辞,又经过孔子整理后,系易辞,加入十翼,也就是孔子研究《易经》的十篇论文。一部《周易》浓缩了四代圣人的智慧,故此《易经》名列为五经之首。


  这三种易经有什么不同呢?八卦中乾为天、坤为地,离为火、坎为水,艮为山、兑为泽,巽为风、震为雷。《连山易》以艮卦起首,《归藏易》以坤卦起首,《周易》以乾卦起首,三易所画八卦的位置不同。方位一变,六十四卦的卦体跟着变异,内部的384爻也随之而变。


  我们今天见到的《周易》,是周文王在羑里做牢七年,研究易经的心得体会。《连山易》和《归藏易》虽然失传了,但是据南怀老研究,还是可以从象数里面看到一些端倪。道家的术数之学,如丹道、医药、堪舆等学问,都有《连山》与《归藏》两种易学的东西,此外在《易纬》和《关朗易传》中也还有一点依稀的影子。


  那什么叫做易呢?易字的甲骨文字形,上面是个日,下面是个月,太阳和月亮之间的关系就是易。《易经》是中国最早研究天文、自然的科学著作,其中提出了三个原则,就是三易,这是“三易详”的第二层意思。


  “三易”的第一易,是简易,简单得象太阳和月亮一样,天天能看见、抬头就看见。其实宇宙的法则根本就是至简、至易的,真理总是最简单、最平淡的,复杂是后天人为的。最简单、最平凡的就是最美好、最伟大的;简易的生活是最正常的生活,简易的饮食是最健康的饮食,复杂的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


  第二易,是变易,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像太阳和月亮一样,永远在运动、永远在变异,所以学易先要明变。上智之人不但知变,且能适应变;中智之人跟着变、随着变走;下智之人变过去了还不知道,还在那里怨天尤人呢。


  第三易,是不易,万事万物虽然随时随处都在变,但有一个不变的理体,理是永恒的、体是不变的。例如,太阳和月亮永远在运动,但永远不会撞到一起,因为有引力之理在,有太阳系的法则存在。哲学家把这个不变的理叫做本体,宗教家叫上帝、佛、主宰…,总之说的都是一回事。在内是不变的理,中间是简易的数,外面就是千变万化的象,这就是易的全体。



  有典谟,有训诰。有誓命,书之奥。



  书经又称《尚书》,尚有上的意思,书是文献汇编,《尚书》也就是上古时代的文献汇编,是我国第一部记言体历史文献汇编,其文辞古奥,分为典、谟、训、诰、誓、命六种文体。


  相传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对六经文化进行过系统地整理。孔子将书经中残缺不全、无文献可考的东西删掉。有些属于私人谱牒性质的诰命,选取重要的留下来,合为百篇,其内容上自尧舜,下至春秋时代的秦穆公为止,分成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


  为什么孔子叙述历史要从尧开始呢?因为尧以前的文献资料不充分,不敢轻易下结论,这是孔子做学问的态度。对尧以前的远古史,我们只能从甲骨文及考古文物中去发掘了。


  六种文体中的“典”是帝王受命之书,凡可以做为常法永存的圣君明王录也称为“典”。历史上有“三坟五典”,今天仅存“尧典”与“舜典”两篇了。“谟者谋也”,是臣子献上的计策,如“大禹谟”。训是臣属对君主的谏言,如“伊训”;诰是晓谕帝王的言辞,如“汤诰”;誓指君主出征前的讨敌檄文,如“甘誓”、“秦誓”等;命是君王发布的命令。


  《书经》里面收录了六大类、五十八篇文章,类似现代的官方文体文件,学生要熟悉这六种文体,以备将来出仕时起草公文之需。


  孔子删定的百篇《尚书》被秦火焚毁。汉文帝登基后,昭告天下征集《尚书》书稿,有一九十岁的伏生,口授《尚书》一部。至汉武帝时,鲁恭王刘馀为扩建宫室,要拆除孔子故宅。在拆墙的时候,发现了夹层里藏的竹简,内有《尚书》五十八篇,史称《古文尚书》。孔子十一代孙,经学家孔安国奉汉武帝昭,将古文改写为隶书并为之作传,史称《今文尚书》五十八篇,较今天的《尚书》多出十六篇。



  我周公,作周礼,著六官,存治体。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四子,周武王的亲弟弟。武王伐纣建立周朝以后病逝,十三岁的成王即位。小孩子怎么治理国家呢?只好由叔叔周公协助理政。周公不但理政治国,还整理了周以前的文化,建典章、定国体,开创了周朝八百载天下的基业。


  《周礼》一书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章,叙述了周代的政治制度。相传周公作《周礼》设计了六部官制的政府机构,每一官制下面再设不同的官职,每一官职都规定了具体的职务条例。这样就奠定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体系,而六部制的行政体系一直沿用至今。所以这里才赞扬周公,说他“著六官,存治体”。


  “六官”就是天官冢宰,明清叫吏部,相当于今天的组织部、人事部;地官司徒,明清称户部,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和公安部户籍管理部分;春官宗伯,为礼部,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教育部和文化部;夏官司马,为兵部,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秋官司寇,为刑部,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和公安部;东官司空,为工部,相当于今天的建设部、农业部、贸易部等的综合。


  六官又称六卿,是政府的职能部门,直到今天我们的政府序列、组织管理体制的架构也还是如此,没有大的变动,“著六官,存治体”所言不虚。


  五经之中不含《周礼》又是什么原因呢?孟子解释说“诸侯恶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战国时期的诸侯,谁也不敢照《周礼》这面镜子,害怕见到自己的丑恶面孔,所以去掉了《周礼》。而其中“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句话,又被后世别有用心的人,糟改为“刑法不涉及贵族阶级,礼法不用于庶人平民”。其实这两句话的意思是,“礼仪不排斥庶人,刑法不优待大夫”。追溯先秦史料,刑法中有不少是针对贵族的制裁,礼仪中也有不少是对庶民的规范。“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是千古之理,可见真经硬是被歪嘴和尚念歪了。



  大小戴,注礼记,述圣言,礼乐备。



  儒家关于礼学的典籍有“三礼”,即《周礼》《仪礼》和《礼记》。《周礼》是研究古代政治制度的必读书,对后世影响深远,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等都曾以《周礼》为理论依据。《仪礼》据传是孔子根据周代残留的资料汇编而成的,全书共十七篇,包括冠、婚、丧、祭、射、乡、朝聘等基本礼仪,是后世历代帝王制定礼法的依据。


  《礼记》是一部资料汇编性质的书,纪录了秦汉以前的儒家思想和言论,特别是孔子关于礼制方面的言论。其书内容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哲学、教育、社会、乃至医药、卫生,诸多方面。要了解中国文化的根本,《礼记》是不能不研究的。


  《礼记》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几千年来宪法精神的所在,我们的大同思想,就来自其中的“礼运篇”。四书中的《中庸》与《大学》就是《礼记》里面的两篇文章。因为是孔子的七十个学生和一些汉代学者为礼而记,故称为《礼记》。


  整理《礼记》的是西汉学者戴德(大戴)和戴圣(小戴)叔侄二人。大戴删定《礼记》八十五篇,小戴删定礼记四十六篇,讲述的都是孔子的言论。后人又加入《乐记》一篇,如此就礼乐具备了。


  历史上讲授《礼记》最著名的是西汉学者后苍,后苍在曲台殿定《礼记》184篇,后传授给戴氏叔侄,大戴删定为八十五篇,小戴删定为四十六八十五篇。今天的《大戴礼》仅存三十九篇,已经不通行了。《小戴礼》四十六篇俱在,后人又加入“明堂”“月令”“乐记”三篇,就是我们今天的四十九篇《小戴礼》,《中庸》是第三十一篇,《大学》是第四十二篇。



  曰国风,曰雅颂。号四诗,当讽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经孔子整理后收录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年间的311首诗歌。《诗经》按作品的体例和形态不同,分为“风雅颂”三诗和“赋比兴”三体。 


  风是带有地方色彩的作品,是各诸侯国的民歌,所以称为“国风”,如有卫风、郑风、齐风等。雅是正乐之歌,包括诸侯觐见天子的大雅,以及诸侯宴请宾客的小雅。颂是宗庙祭祀的用的乐章,如有周颂、鲁颂和商颂。国风、大雅、小雅和颂,称为四诗,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国风”。


  周时中国地域辽阔,交通不便,周天子要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吏治情况,最直接的途径就是从各地的民歌、民谣中了解。时至今日,我们欲知台上人物的政绩,听听老百姓为他编的顺口溜就明白了。故此周朝立有采风制度,各国诸侯都要派专人采集本国民歌、民谣,定期上报周天子。


  在“赋比兴”三体之中,赋是直接叙述;比是比喻,由此联想到彼,如李白的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兴是即兴有感,抒发心中的感慨、郁闷和悲哀,如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山河破碎风吹絮,身世飘零雨打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古人非常注重诗的教育,因为诗可以使人端正思想。人不能没有思想,不能没有追求,有思想就会有问题,如果不教育,思想就会走上邪路。所以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经》第一篇“关鸠”,还不是引导人们理解什么是正当的男女之爱吗?其次人生在世就会有痛苦和烦恼,西方人用宗教来派遣,我们中国人用“诗”、“乐”来排解心中的情感,使自己“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孔子认为,学识修养的基本功是要先读诗。读诗并不是要人成为诗人,诗的教育,包括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文化内涵,能使人温柔敦厚,情感升华。中国上古文化思想,直到孔子删诗书、定礼乐时代的《诗经》,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百科知识大全。孔子培养的政治人才,首先是学识渊博的通才,不是只会一样的专才。


  《论语》中记载,孔子有一天问儿子孔鲤,有没有研究“诗”的学问?孔鲤回答说:还没有。孔子就告诫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知识不渊博,就无法作出好的文章。后世据此,才有“学了诗经会说话,学了易经会算卦”一语。


  孔子删诗,上取商下至鲁,共311篇,秦始皇焚书以后,有六篇再也找不回来了。今天见到的只有305篇。《诗经》的传承顺序,据说是:孔子传子夏,子夏一路传下来到荀子,荀子再传毛亨就到汉朝了。毛亨再传毛苌,故有《毛诗》传世。



  诗既亡,春秋作,寓褒贬,别善恶。



  西周传至第十二主,周幽王,此公荒淫无道,暴虐残忍,宠信褒姒,演了一出“风火戏诸侯”的活报剧。等到犬戎之兵真的杀进朝中,幽王再点烽火,谁也不来了。周幽王仓皇失措,死于乱军之中。太子宜臼回朝即位,是为周平王,迁都洛阳,史称东周。


  东周时代君弱臣强,五霸七雄各据一方,周王室名存实亡。虽有周天子,但政教不兴、号令不行,等于没有一样。其时各国不再采风而风亡,诸侯不觐天子而大雅亡,天子不享诸侯而小雅亡,宗庙祭祀不继而颂亡。诗的精神丧失了,诗也就亡了。诗既亡,而“王者之迹息矣”。 
  孔子看到这种混乱的情形,非常痛心。他伤王政之不行,痛诸侯之专肆,晚年时回到鲁国,根据鲁国的史料,作了一部不朽的历史名著《春秋》。所以孟子才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是春秋时期鲁国的编年史,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722至481年间,共计十二公、242年的历史大事记。同时也记载了其他国家的历史事件,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史料。
  《春秋》一书用字很少,只有一万多字,为后世开创了一种文体,叫做“春秋笔法”。所谓“春秋笔法”就是用高简的手笔、平淡的语言,用寥寥几个字把历史的结论表达出来。所以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一个字的评语,就把乱臣贼子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轼”一字是对犯上作乱者的评语,而有道伐无道叫讨,偃旗息鼓地偷袭叫做侵。当时的国君、大夫得春秋一字之褒者,其荣甚过天子之命服;得春秋一字之贬者,其辱过于天子之刑戮。所以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此即“寓褒贬,别善恶”之意。


  鲁哀公十四年,孔子时年六十九岁,正在做《春秋》。有人打猎在西门外捕获了一只怪兽,因不识是何物,送来给孔子看。孔子看了,流泪叹气说:“这是麒麟啊!麟啊,你到这个乱世来干什么呢”!孔子再也写不下去了,《春秋》至此搁笔。二年后孔子逝世,而《春秋》也被后人称为《麟经》。


  《春秋》文字太简洁,整部书记述了242年的历史,才用了一万八千字,标题式的大事记下面没有具体内容,根本读不懂。后人于是就来做传,解释《春秋》,其中最著名的是春秋三传,就是公羊高、左丘明、谷梁赤三位的作品。



  三传者,有公羊,有左氏,有谷梁。



  三传是为《春秋》作注解的三部传书,是齐国人公羊高的《公羊传》、鲁国人谷梁赤的《谷梁传》,还有鲁国人左丘明作的《左传》,是三个人对孔子《春秋》做的演绎。左丘明是鲁国的史官,与孔子是半师半友的关系。孔子没有来得及为《春秋》作注释就逝世了,弟子中以子夏的聪明才智亦不能为之续,于是左丘明就主动来为《春秋》做传。左氏本来就是鲁国的史官,与孔子又有师生关系,注解《春秋》当然是最合适不过了。左丘明其时已双目失明,《左传》是由他口述,经弟子们记录成书的。


  《左传》以叙事为主,前面一部分是孔子的“经”,后面一部分是左丘明的“传”。全书侧重于以史实配合经文,文笔简明生动,具有极强的表达力,对后世影响最大。《左传》虽是史学著作,却有极高的文学成就。叙事写人夹叙夹议,精彩之处随笔可见。描写战争尤其出色,特别是描写五大战役(城濮之战、崤之战、邺之战、搴之战、鄢陵之战)的章节,均为千古名篇。《左传》刻画的许多人物,都具有鲜明而复杂的性格特征,如晋文公、楚灵王等,对后世小说的人物描写起了很大的示范作用。


  《左传》之后百余年,才出现谷梁、公羊二传,所以又称《左传》为古文经,《公羊传》、《谷梁传》为今文经。三传各成一家,对《春秋》的解释方法完全不一样。近代的中国革命思想多受《公羊传》的影响,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就大捧《公羊》思想,其中就有《春秋》三世:衰世(乱世)、升平之世、太平盛世的说法。



  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



  前面说到,读书的次序是先读《孝经》再读《四书》,《四书》通达了再读六经。儒家的经典全部通晓以后,才能涉猎诸子百家的作品。诸子是先秦时期的各种学术流派,他们各抒己见,各有不同的学术观点。一个人如果没有《四书》《五经》奠定的基础、没有自己的中心思想,上来就读诸子百家一定会糊涂迷路,不知该听谁的好。百家言论有好有坏,有适合的有不适合的,学者一定要有辨别能力。所以首先要打好《四书》《五经》的底子,再读诸子百家的言论。


  从春秋中期开始,学在官府的贵族局面被打破,教育走入民间,聚众讲学、著书立说的风气开始形成。孔子在鲁国讲习六艺,宣传儒家思想;邓析在郑国讲授法律,传播早期的法家思想。任周守藏室史的老子也传播“道德”学说,据传孔子还向他请教过有关礼的问题。墨子更是在聚徒讲学的基础上,组建起一个庞大的墨家集团,有严格的纪律和领袖钜子。由于有系统而严密的组织,墨家学说得以广泛传播,墨子也成了后世江湖上帮派组织的祖师爷。


  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的剧烈动荡和变革,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开始著书立说、阐述观点、议论政治,百家争鸣的局面由此形成。所谓的“诸子百家”就是先秦至汉初,各学术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总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其归纳为“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分为“儒墨道名法,阴阳纵横杂,农及小说家”十大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墨、道、名、法、阴阳六大家。


  诸子百家的学术观点太过庞杂,所以要“撮其要,记其事”。撮是概括、归纳的意思,把主要学术流派的主要观点总结归纳起来,记住要点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违背“教之道,贵以专”的总原则。


  诸子中的下面五位,可以对初学者了解百家学术有所裨益。



  五子者,有荀杨,文中子,及老庄。



  这里介绍的五子有荀子、扬雄、文中子王通、以及老子和庄子。诸子百家既然是指先秦时期,各主要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和学术观点,杨雄是西汉人还算沾点边,王通是隋唐时期的,怎么也放进来了呢?因为历史上一向认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传承大体上走两条路线,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继承派和发展派。


  第一条路线,是以继承整理传统文化为主,也就是孔子说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一系。“述”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保留传统文化的种子,使其能够以本来面目流传下去。“不作”是自己不搞创作、不对传统文化加注自己的观点,以保持其纯洁性。


  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都是对传统文化的整理,自己并没有创作。《论语》是在孔子身后,弟子们讨论老师的言行,集结而成的,并不是孔子的本意。老子的《道德经》也是因为出不了函谷关,生生被守关的尹喜子逼着说出来的。老子明知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反而留下五千言,不是自己掴自己的脸吗?释迦摩尼佛做的最彻底,他讲经说法四十九年,一路说一路擦,说完了也擦完了。在《金刚经》中,佛告诉弟子们:我一个字也没说。谁认为我留下了什么法,那就是诽谤我。三藏十二部经典是释迦摩尼圆寂后弟子们集结的,也不是佛的本意。


  为什么儒释道三教的圣人要“述而不作”呢?他们自己不能著书立说吗?非不能也,实不敢也。他们怕传统被弄走了样,怕文化被自己的思想污染,怕后人“拿着鸡毛当令箭”,歪曲、利用自己的思想来害人。一言以蔽之,圣人要对后代子孙负责任。我们今天刚好相反,都是“作而不述”,不讲继承、不要传统。作不出来,就东抄一段、西抄一篇,反正是“千古文章一大抄”。


  第二条路线,是以发展创新为主。这里说的发展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在传统学术思想中融入自己的观点,绝不是东抄西抄的大杂烩。其中有在全面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如孟子,他将孔子“仁”的学术思想,具体落实为“仁政”建设,不但继承而且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其次有就传统文化的某一点进行创新,发展出另外一种全新的学术思想,如荀子,他 就孔子思想“礼”的部分进行创新,融合自己“性恶论”的观点,发展出后世的法家学派。 


  诸子虽有189家之多,实际上都是走这两大路线。所以宋代学者孙明复在《孙氏小集•信道堂记》中说:“吾之所谓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前者是继承派,后者是发展创新派。我们学习诸子的学术思想,首先要明白自己需要什么,是传统的东西还是后人创新的观点,这是很重要的。



  荀子



  首先出场的是荀子。荀子是继孟子之后,战国末期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虽然还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但是他综合了儒、墨、道三家的思想,属于创新派,不代表原汁原味的孔子思想体系。


  荀子自称继承了孔子、仲弓的儒家传统,不同意子张、子夏、子游、子思、孟子等人的学术观点。荀子提出“性恶论”,认为人的善良是后天教育出来的,不用礼法去约束,人的行为永远不会变善。他将孔子“礼”的思想,向自己“法”的观点转变,所以荀子的学生中才出了李斯、韩非这样代表法家思想的人物。


  司马迁在《史记•孟子旬卿列传》里,用两段话介绍了荀子的生平。其文说:“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


  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



  荀子名况,尊号为卿,战国末期赵国(今山西临猗县)人。五十岁的时候才到齐国来游说讲学。齐国有遐迩闻名的“稷下学宫”,相当于今天的社科院。荀子“三为祭酒,最为老师”,三次被推为年高望重者、最高职务做到学宫校长,培养了一大批学者。他的思想更多地吸收了齐文化里道家和法家的思想,使儒学达到王道、霸道并重的高度。


  司马迁认为,战国时期虽然有许多大思想家,但邹衍的学说曲折夸大,论辩空洞;邹奭的文章完备周密,但却难以实行;淳于髡,非与他相处日久,才能学到一些精辟的言论。田骈等名人都已在齐襄王时代就死了。此时的荀卿最年长、资历最深,故被视为宗师。后来,齐国有人毁谤他,荀子就到了楚国,春申君让他担任兰陵令。春申君死后,荀卿被罢了官,便定居在兰陵(今山东苍水县兰陵镇),不几年就去世了,死后就葬在兰陵。


  荀子憎恶乱世的黑暗政治,鄙视亡国昏乱的君主,认为他们不走常理正道却被装神弄鬼的巫祝迷惑,信奉求神祈福这一套迷信的把戏。于是综合儒家、墨家、道家的思想精华,编著了几万字的文章。汉代流传的荀子著作有三百多篇,经过刘向的删订定为《荀子》三十二篇,也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荀子》一书。著名的“劝学篇”,就是其中之一。



  杨雄



  第二位出场的是杨雄。杨雄(公元前58-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人,是西汉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汉成帝时任给事黄门郎,王莽时校书天禄阁被升为大夫。


  杨雄以文章词赋闻名于世,早年所作的《长杨赋》、《甘泉赋》,在形式上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等赋,故与司马相如、班固、张衡,并称“汉赋四大家”。


  扬雄博学多才,年长以后觉悟到“词赋非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于是不再搞这些“雕虫篆刻”的辞赋,转而研究哲学。他仿《论语》的体裁作《法言》,仿《易经》体裁作《太玄》。老子之学已经是“玄之又玄”,杨雄自称“太玄”,比老子还玄。


  杨雄还著有《方言》一书,记述了西汉时期中国各地的方言,是研究中国古代语言的重要资料。现存的杨雄文学作品有《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何东赋》;专著有《法言》、《太玄》、《方言》等著作。杨雄尚有其他文籍,但多已散佚,见不到了。明人辑有《杨子云集》,清代人严可均曾有重编,是目前了解杨雄学术思想最为详备的资料。



  文中子



  第三位是文中子王通。王通,字仲淹,隋朝龙门人,是隋唐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学问家,也是历史上著名的隐士,著有《元经》、《众说》等著作。
  王通年轻时有澄清天下之志,想干一番大事业,曾至京城向朝廷献经邦治国的《太平策》。但由于当时朝政已经相当腐败,乱象四起,王通在见过隋炀帝杨广以后非常失望,即使自己从政出任也不能解决当时的政治问题,可以说隋朝没救了。接着就是隋末的天下大乱,他觉得自己再出头已经没有必要了。于是,返回家乡在黄河汾水之间讲学传道,创立了以重建儒家“王道政治”为理想的“河汾之学”。


  文中子通过讲学传道、著书立说,培养了大批年轻人,这些人辅佐唐太宗打天下,成为唐朝的开国功臣。如李靖、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人,几乎都是他的学生,史称“迭为将相”。如果说到开创唐朝文化思想的代表人物,文中子应居首位,是最有功劳的人。


  唐《语林校证•卷一》中有一段描述:“文中子,隋末隐于白牛溪,著王氏六经。北面受学者皆时伟人,国初移居佐命之列。自贞观后,三百年间号至治,而王氏六经卒不传。至元和初,刘禹锡撰宣州观察使王赟碑,盛称文中子能昭明王道,以大中立言,游其门者皆天下俊杰;自余士大夫拟议及史册,未有言文中子者”。


  文中子的学生们将老师的理想,具体落实到治国安邦的大政方针上,在唐朝的立国思想上,坚决主张以儒家文化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以儒家王道仁政治理天下,反对长孙无忌等人提出的“乱世须用重典,严刑以治国家”,成就了“贞观之治”的繁荣局面,


  历史上有“自比尼山”的故事,王通的弟子不但多,而且都是天下俊杰,简直可与孔子相媲美。实际上以功业来说,他确实比孔子还要幸运。孔子三千弟子中的七十二贤,大都是在孔子死后成名的,而王通亲眼看着自己培养的一代年轻人,开创了唐代的国运与文化。初唐四杰之一,作《腾王阁序》的王勃就是文中子王通的嫡孙。今天使用频率最高的名词“经济”,也是文中子最早使用的。《文中子•礼乐篇》中就有“经济之道”的用语。


  可是唐史里面没有文中子王通的传记,经后人考证,是文中子的儿子得罪了唐太宗的亲戚,因二人的学术观点不同,所以在修唐史的时候没有把文中子的思想放进去。连文中子这个缢号,还是在他死后朝中一班大臣(也就是他的学生)私下赠与他的。我们今天重新评价文中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王通先生应含笑九泉了。



  老子



  最后两位是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秦汉以前,主要以儒、墨、道三家为主。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佛教传入中国,唐宋以后的文化思想变成儒、释、道三家,影响着整个中国文化思想,一直到中华民国建立。


  三家文化思想中,佛家偏重于出世。虽然大乘菩萨道是入世普度众生,但一般学佛的人,特别是出家的僧人,还是偏重于出世。儒家的学问,则是偏重于入世,教人从伦理入手,然后进入形而上的道。当然,《大学》《中庸》中都谈了一部分形而上的思想,但到底还是偏重入世。道家的学问,老庄之道就更妙了,可以出世亦可以入世,或出或入,随心所欲。像一个人站着,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所以道家的学问,是出世的也是入世的,可出可入,能出能入。在个人的养生之道上,亦有如此之妙。


  南怀老认为,研究中国历史会发现一个秘密,就是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自汉唐开始,到宋元明清为止,都是如此。内在真正的指导思想,是黄(黄帝)、老(老子)之学,即中国文化中的道家思想;而在外面标榜的(宣传教育上),则是孔孟的儒家思想,从来都是说的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号聃,楚国苦县(今河南省鹿邑县)曲仁里人。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史,是掌管图书典籍的史官。老子是世人皆知的古代的哲人,他的《道德经》是我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哲学思想和由此建立的道家学说,不但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老子生活于春秋末期,与孔子同时代,确切的生卒年月已无可考,大约比孔子年长三十岁。据说他的母亲感应到有一颗大流星入腹,怀孕十一个月才生下老子,母亲却因难产而死。神奇的是,老子在李树下“从母左腋出”,出生时上唇有一道淡淡的白胡子,两只耳朵大得出奇,因而取名为李耳。


  老子博学多闻,是一个颇有声望的学者,因此作了周朝守藏室的史官,负责管理周王室的藏书典籍和档案资料。这个机会使老子接触到大量的王室密藏典籍、绝密的档案和史料,这是其他学者望尘莫及的。老子的声名越来越大,许多学者都前来讨教,孔子也专程前往洛邑,向老子请教有关礼的问题。


  司马迁的《史记•老子列传》记述,庙堂阶前有一尊“三缄其口”的金人,孔子问其背后的铭文“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虑”是何意?老子回答:“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斋已”。


  孔子离开后对弟子们说: “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


  公元前520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周景王崩,王子朝(庶子)叛变,携带大批王室的典籍文物逃到楚国。老子是守藏室史官,负责管理图书典籍,为此受到了牵连。老子只好辞职,离开周都,准备从此隐居。行至函谷关时,关吏尹喜请求:“先生要隐居了,请为我们后人留下点东西吧。”于是老子口授了一部书,就是《道德经》。


  《神仙传》讲得就更神奇了:有一天清晨,函谷关的关长尹喜子在关楼上望气。看到紫气东来,断定必有圣人过关,决定向他求道。果然,须发皆白的老子倒骑着一条青牛,踱到函谷关前要出关西行。关员要他出示通关文碟(今日的护照、签证),老子拿不出来,这可给了尹喜子机会。他正言正色地对老子说:没有关碟是不能过关的,你一定要过关就得留下点“好处”。老子穷得都没钱买马,哪里交得出“好处费”?被尹喜子逼得无奈,才传了这部《道德经》,然后出关西去不知所终。 


  尹喜子得到老子的传授,果然也成道了。于是他官也不做了,挂冠而去,亦不知所终。依道教的说法,老子之道的传承顺序是:老子传尹喜子,接下去是壶子、列子、庄子,一路传下去。到了唐朝,道家学说摇身一变而成为国教,老子变成“太上老君”,《老子》改称《道德经》;庄子变成“南华真人”,《庄子》改称《南华经》;列子变成“冲虚真人”,《列子》改称《冲虚经》。

 
  后世对道家思想与《老子》的研究趋向和应用领域,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大类:


  第一类是学术的老子,纯粹走哲学思想的研究路线,此类研究者,大都各有心得,各有各的“老子”。乃至后世“谋谋老子”何其多也,西方“老子”也为数不少。 


  第二类是修身的老子,就是把《老子》的思想,纯粹地用于个人的修身工夫、神仙丹道上面去,从唐朝的吕洞宾,一直到清朝的黄元吉,几千年来自成一个体系。 


  第三类是政治的老子,把《老子》归到谋略学中去,而且错误地认为《老子》讲的是谋略之术。于是说到老庄,就联想到谋略;说到谋略,就联想到老子学说是很阴险的学问,是搞阴谋的,这就大错特错。老子是主张用阴、用柔。但阴与阳一体两面,只是在用上有正面与反面的不同而已,但目的是一个,即达到阴阳间的平衡。


  所谓用阴柔,是因势利导,不搞对抗、不勉强而为。是用顺道不用逆道。后世人误以为老庄的阴柔之学是阴谋之学,学老庄的人、用老庄之学的人自然都是阴谋家。历史上的陈平,曾帮助刘邦奠定汉朝四百年的基业,刘邦有六次重大决策都是采用陈平的计谋而成功的。但是陈平自己却说:“我多阴谋,道家之所禁,其无后乎”!道家最忌讳阴谋,所以陈平断定自己没有后代,至少后代的福泽不会长久,后来果真如此。


  至于老子其人,由于缺乏可以考证的资料,历史上一直就是个谜。司马迁自己也搞不明白,所以在《史记•老子列传》中谈了李耳、老莱子和太史儋三个老子。老莱子著书十五篇,肯定不是他。但李耳与太史儋历史上都确有其人,到底哪一位是真老子呢?孔子见老子、老子西出函谷关,历史上都确有其事。老子西出函谷关,发生在公元前374年,如果是李耳老子,那时他至少也有200岁了。200岁的老人还移民,这件事连司马迁也不信。莫非是周太史儋?又苦于没有证据,所以老子的身世一直就是个谜。


  1993年,中国湖北荆门郭店发掘的楚墓,出土了战国中期的竹简804枚,绝大部分作品是子思的儒家著作,但内中有《老子》,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儒道早期是不分家的。此次出土的竹简《老子》为战国中期的文物,墓主人的身份属“士”级,从出土的耳杯上镌刻的“东宫之杯”四个字看,墓主很可能是东宫太子之师。


  子思少于孔子65岁,少于老子95岁,子思时代的竹简《老子》不是李耳亲笔,也是他的弟子所书,几乎就是原版《老子》。竹简《老子》才二千言,而非后世的五千言。比较发现,二千言《老子》的一百四十句话被改动,五千言《老子》的四分之一不符古意。很显然,我们今天见到的《老子》五千言是秦汉时期的修订版。


  因此老子其人的悬案,今天可以下结论了:第一个老子是李耳,他是二千言《老子》原著的作者;第二个老子是“周太史儋”,是他西出函谷关,到秦国去见秦献公。太史儋是五千言《老子》修订本的作者,他在老子原著的基础上扩充、改造,重新组合篇章,使《老子》一书从内容到深度,都更加高远深邃。



  庄子



  老子《道德经》最能代表道家思想,而阐扬、诠解老子最清晰、最正确,发扬道家思想最透彻、最彻底的,则是庄子。


  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名周,字子休,战国时期宋国蒙邑(今河南商丘)人,宋后为楚所灭,故又称庄子为楚国人。早年曾为漆园吏,楚威王曾以千金聘他为相,庄子拒而不仕,隐居抱犊山中,据传得道成仙而去。唐玄宗时诏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宋徽宗时封为“微妙元通真君”。


  庄子著书五十二篇,现仅存三十三篇。其文汪洋恣肆、构思奇特、机智幽默、善用寓言,其中所论辩的道理,无论在政治、军事、教育、经济等各方面都可以致用。对个人修道、养气,以及立身、处世、建功立业等诸多方面,也有大用处,对后世的影响深远而巨大。


  《庄子》一书号称“难读”。一难是言简,庄子是语言巨匠,从不用赘词;二难是庄子惯用寓言,常常是“假语存”而“真事隐”;三难是庄子性情飘逸洒脱,语言幽默诙谐,爱论辩、爱说反话,思维跳跃,很难把握得住。四难是《庄子》一书,包括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共计三十三篇文章。学者们一向认为《庄子》内篇是庄子的亲笔,外篇、杂篇则是庄子的门人后学所为,因为前后思想不连贯,有抵牾之处。因此如果对先秦道家思想没有研究,对文化背景不了解,就很难透彻理解庄子的思想。


  几千年来,历代人物偷偷运用庄子的学术,都取《外篇》和《杂篇》中的精华。因此,真正把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发挥得光辉灿烂的,就是道家的老庄之学,尤其是《庄子》的《外篇》与《杂篇》部分贡献最大。


  前面说到,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佛家偏重于出世思想,儒家偏重于入世思想,道家则偏重于可出可入、或出或入的“间世”思想。“间世”一词,就语出《庄子•内篇》的“人间世”。实际上《庄子》内七篇是一个圆满的整体,讲了完整的七步修身功夫,不可以割裂开来。第一篇“逍遥游”,言明做人首先必须逍遥,不能为名利等世间的枷锁束缚羁绊。能逍遥才能齐物,才能天人合一,与天地万物一体等齐,所以第二篇是“齐物论”。能齐物方知养生,才有第三篇的“养生主”。知道养生就不去找死,懂得养生之理,才能间世。所以第四篇就是“人间世”。前四步功夫为修因,后面三步功夫是果报,就是“德充符”,此为第五篇。德充满了就是“大宗师”,应用于世间法就是“应帝王”,此为第六、第七篇。


  庄子说:“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一个得道的圣贤之人,对于帝王之术、谋略之学,不过是闲暇余事而已。如果只是求为帝王师,志在谋略学,那是下等中的下等。


  《庄子•内篇》是完整的七步修身功夫,与曾子在《大学》中提出的,“内圣外王”的八步功夫,没有区别。庄子七步功夫的关键在“人间世”,“间”字是动词居中央,前可间人,后可间世。庄子告诫我们,处人处事都要“间”,就是要独立、不走偏锋,这就又合于子思的《中庸》思想。要间人间事,就不能硬碰硬,所以给你讲寓言“庖丁解牛”,懂了“以无厚入有间”的道理,就可以在人世间游刃有余了。


  与厌世、弃世、愤世嫉俗的“出世主义”相反,庄子主张“间世主义”,他视天地万物之有若无、视功名如粪土、视帝王如蔽履。他热爱自然、珍视生命、不走极端、不感情用事,这种间世思想是充满智慧的人生哲学,是道家思想的最高结晶。后世将庄子的“间世”曲解为“玩世”,一字之差,结果则完全不同。


  至于养生之道,最好先读读《庄子》的“天下篇”和“让王篇”。“让王篇”中说:“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这是老庄之道的人生原则。懂了此道的人就知道富贵虽然是舒服的事,但太过了就会缩短寿命,所以处富贵中时要不以养而伤害自己。相反地,在贫贱之间不应以利累形。人在贫贱中就要为生活而奔波,但过分的贪求、过分的劳累,同样地会损害健康而危及生命,也就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道理。



  以上是《三字经》的第四部分,介绍了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的思想,以及读书求学必须遵守的次第。


  这一部分内容,以四书、五经为先导,引领我们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整体内容,得以窥斑见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与下面的中国通史纲要一起构成《三字经》全篇的主体。


  古人总结求学的最佳途境,就是“听话”二字。“听话”就是遵从古训,就是听老师的话,按部就班的求学,不搞躐等,不好高骛远,踏踏实实地做学问。这种传统的治学方法,正是我们现代人最缺乏的,是治疗浮躁病的良方。
  治学一定要按部就班,不能揠苗助长,不能搞想当然。所以先读《孝经》、次读《四书》、再读《六经》,不能逆道而行。四书五经的底子打好了再涉猎诸子百家,一上来就学百家之言会迷失方向,失掉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