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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天地 >> 古今书籍 >>《中国文化泛言》之《周易今注今译》叙言

 

 

《周易今注今译》叙言

 

 南怀瑾

 

 

 

 

    《易经》,是中国文化最古老的典籍,历代正统派的学者,用许多不同的文字赞扬它,大致说来,推崇它为“群经之首”,致予无上的敬意。相反的,认为仅是古代的一部卜筮之书,近于巫祝的诬词,卑不足道,只是经过孔子传述《周易》以后,又加上历代许多学者穿凿附会,才有了后世的盲从和崇敬。甚之,近代以来,还有许多类似轻薄的讥刺。

    无可否认的,《易经》原是上古卜筮的学术,但到了商、周之际,经过文王的整理和注述,把它由卜筮的范围,进入“天人之际”的学术领域,由此《周易》一书,便成为中国人文文化的基础。自东周以来,再经过孔子的研究和传述,同时又散为诸子百家学术思想的源泉,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因此,如要研究中国文化,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道、墨和诸子百家,乃至唐、宋以后的儒、佛、道等诸家之学,不从《易经》探研,便有数典忘祖之概了。

 

    《易经》与三易

    通常我们提到《易经》,就很自然地知道是指《周易》这本书。因为中国文化,自经孔子删《诗》《书》,订《礼》《乐》以后,冠以《周易》一书,统称“六经”。经是天地的大准则,也是人生的大通道。称《周易》等书为六经,便是说明经过孔子所整理过的这六部书,它是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天人之际”所有学问的大原理、大法则。

    自秦、汉以后,研究易学的,对于《易经》一书命名的内涵问题,就有“三易”之说的异同出现了。

    第一:属于秦、汉以后正统儒家学派的理论,根据《易纬·乾凿度》这本书的观念,认为“易”的内涵,包括三个意义:

    (一)易。就是简易、平易的意思。因为天地自然的法则,本来就是那样简朴而平易的。

    (二)变易。认为天地自然的万事万物以及人事,随时在交互变化之中,永无休止。但是这种变化的法则,却有其必然的准则可循,并非乱变。

    (三)不易。天地自然的万事万物以及人事,虽然随时随地都在错综复杂、互为因果的变化之中,但所变化者是其现象。而能变化的,却本自不易,至为简易。

    第二:属于秦、汉以后儒、道两家学者通用的观念,根据《周礼·大卜》篇对于三易的涵义,是指上古以来直到周代初期之间的《易经》学术思想,约分为三个系统:(一)《连山易》。(二)《归藏易》。(三)《周易》。

    据说,伏羲时代的易学,是《连山易》。首先以“艮卦”开始,象征“山之出云,连绵不绝”。

    黄帝时代的易学,是《归藏易》。首先以“坤卦”开始,象征“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意思是指人类的文化和文明,都以大地为主。万物皆生于地,终又归藏于地。

    周代人文文化的开始,便以现在留传的《周易》为宝典,首先从“乾”“坤”两卦开始,表示天地之间,以及“天人之际”的学问。

    但东汉的大儒郑玄,认为夏代的易学是《连山》。殷代的易学是《归藏》。当然,周代的易学便是《周易》了。

    又另有一说:认为上古的神农氏世系名“连山氏”,又名“列山氏”。所谓“连山”,便是“列山”的音别。黄帝的世系又名“归藏氏”。

    因此两说,又有异同的问题存在其间,如果认为夏代所宗奉的易学便是《连山易》。殷代所宗奉的易学便是《归藏易》。到了周代,经过文王的整理,才构成为《周易》体系的易学。那么关于这两个分歧的意见,也就没有太大的出入了。

    但以考据学者的观点来看《易纬·乾凿度》和《周礼·大卜》篇这两种文献资料,应该都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历来考据学家们,认为《易纬·乾凿度》等书,纯出汉末或魏、晋人的伪作,假托是上古的传承。这种观念,并非完全无理,也的确值得研究、考虑。

    可是两汉以后的学者,硬性舍弃《周礼·大卜》的观念而不采信,偏要采用更有问题的《易纬·乾凿度》之说,认为“简易、变易、不易”为天经地义的易学内涵,这便是后世以儒理说易的根据。那是不顾考据,只取所谓三易原理的内义,用之说明易学的大要而已。

    此外,关于“连山、归藏、周易”的三易之说,在汉、魏以后道家的学术思想中,便又发生了两种观念。

    (一)认为《连山》、《归藏》这两个系统的易学,早已失传。

    (二)认为汉、魏以后的象、数易学,便是《连山》、《归藏》的遗留,颇为合理。而且《连山》、《归藏》易学的精义,确已成为秦、汉以后道家学术思想的主干。如十二辟卦之说,便是以“归藏”的“坤”卦为主。卦气起“中孚”之说,便是以“艮卦”的半象为用。

 

    易名的定义

    后世有人从《易经》内容所举例的动物,如龙啊!马啊!象啊!彖啊!鹿啊!等等着眼,并且采用《系辞传》所说,我们的老祖宗伏羲开始画卦时有“远取诸物”,的说明,认为原始的“易”字,便是取其象形飞鸟的观念。不过,此说并未引起重视。

    到了近代,有人认为“易”便是蜥蜴的简化,蜥蜴这种生物,它的本身颜色随时随地变化多端,当它依附在某种物体时,它的颜色,便会变成与某种物体的色相相同。《易经》是说明天地间事物的必然变化之理,所以便取蜥蜴作象征,犹如经书中的龙、象等一样。但总不能叫它是“蜴经”,因此便取名为“易”。主张此说的,以日本的学者中最为强调。这等于在第二次大战前,说“尧” 是香炉、“舜” 为蜡烛台、“禹”是爬虫,同样的都含有轻薄的恶意诬蔑,不值得有识者的一笑,不足道也。

    那么《易经》的“易”字,究竟是什么意义呢?根据道家易学者的传统,经东汉魏伯阳著《参同契》所标出,认为“日月之谓易”的定义,最为合理。“易”字,便是上日下月的象形。《易经》学术思想的内涵,也便是说明这个天地之间,日月系统以内人生与事物变化的大法则。

    并且从近世甲骨文的研究的确有象形上日下月的“易”字。因此更足以证明道家传统和魏伯阳之说“日月之谓易”的定义之准确性。目前《易经》的学术思想,在西方欧、美各国,逐渐大加流行,我们自己对国家民族祖先文化准确的定名和解释,绝对不能跟着人云亦云,含糊混淆,自损文化道统的尊严。

 

    《易经》的作者

    “易更三圣”。这是秦、汉以后的作者,对于上古形成易学传统者公认的定说。也是我们现在开始研究易学者必须先得了解的问题。

    秦、汉以后,儒家学者的共同认定,开始画八卦的,是我们的老祖宗伏羲氏。演绎八卦的,当然是周文王。发扬易学精义的,便是孔子。因此说“易更三圣”就是指画卦者伏羲、演卦者文王、传述者孔子。事实上,文王演卦而作“卦辞”,他的儿子周公又祖述文王的思想而发扬扩充之,便著了《爻辞》,为什么三圣之中却不提到周公呢?据汉儒的解说,根据古代宗法的观念,父子相从,因此三圣之中便不另外提到周公了。关于这个问题,如此结案,是否公允而有理,还是很难认定。

    开始画卦的,当然是伏羲,这是毫无疑问的事。经过文王演卦、周公祖述、孔子发扬以后,硬要赖掉周公在文化学术上的功劳,恐怕孔子梦对周公时,于心难安。同时,又轻易地溜掉“更三圣” 的这个“更” 字,也不应该。古文“更”字又有“曾经”的意思,所谓“易更三圣”者,是指易学经过三位圣人学者的整理,才得发扬光大。

    由伏羲画八卦开始,到了商、周之际,再经过文王、周公、孔子三圣的研究和著述,才建立了《周易》学术思想的系统。因此可知“易更三圣” 一语,严格地说,应该是对《周易》一书而言。如果说对所有的易学系统来说,硬拉下伏羲来凑合三圣,似乎有点牵强。连带这个问题而来的,便是“文王演易”和重复演绎为六十四卦的问题了。

    伏羲画卦,这是古今公认的事实。由八卦演绎成六十四卦,却有四种说法:

    (一)认为六十四卦也是伏羲所排列的。

    (二)有的认为六十四卦也是文王的演绎。

    (三)认为由八卦重复排演成六十四卦的,是神农氏。

    (四)认为重复演卦的人是夏禹。

    主张第一说的,以王弼(辅嗣)等为最有力。主张第二说的是司马迁等。主张第三说的是郑玄等。主张第四说的是孙盛等。

    要把这四种说法加以考据确定,实在不容易,而且几乎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至于认定重复卦象的人是周文王,大概是从“文王演易”这个“演”字的观念来推定。其实,这个“演”字,不能硬说就是演绎六十四卦的涵义,只能说是对《周易》一书六十四卦排列的次序和方式,以及《周易》书中对卦爻辞的演义而言。这是无可否认的,都是文王的杰作。至于伏羲画出的卦象,它的原来次序程式究竟是如何排演的?为什么《连山》易的排列以“艮卦”为首,为什么《归藏》易的排列以“坤卦”为首等问题,都是值得研究的。王辅嗣的主张,认为重复排演六十四卦者,仍是伏羲的创作,这是最为有理的。

 

    “十翼”的作者及其他

    研究易学,都须知道有汉儒郑玄所提出的“十翼”之说。“翼”,当然是羽翼的意思。《周易》一书的内容,有十种论著,都是辅翼易学、发扬而光大之主要著作。这便是:

    (一)上经的彖辞。(二)下经的彖辞。(三)上经的象辞。(四)下经的象辞。(五)系辞上传。(六)系辞下传。(七)文言。(八)说卦传。(九)序卦传。(十)杂卦传。

    这是郑氏对于《周易》内容所作的分类范围,凡欲研究易学者,应当先加了解。

    至于有关“十翼”的作者问题,大致说来,又有三种异同的见解。

    一般的认定,“十翼”都出于孔子的手笔。这是传统的观念,完全从尊孔的意识出发。

    其次,认为文王作《卦辞》,当然没有问题。但是《象辞》也是周公的著作,并且根据《左传》中“韩宣子适鲁,见易象”说:“吾乃知周公之德”的话,更为有力的佐证。汉末的学者马融、陆绩等,都同意主张此说。

    事实上,《象辞》与《彖辞》对卦象的论断,有许多地方,彼此互有出入,实在难以确认同是一人的观点。复次,除了《象辞》、《彖辞》以外,关于《系传》以及《序卦》、《说卦》等篇,不但它的文辞、思想,处处有先后异同的论调,严格说来,绝对不能认为都是孔子的手笔。其中有许多观念,可能都是孔子以后后人的著作。或者可以说是孔门弟子们的著作,统统归并于夫子的名下,那也是古代著述中常有的事。

 

    易学的传承及其他

    在中国文化的领域中,自经孔子删《诗》、《书》,订《礼》、《乐》之后,由他编著了六经,赞述《周易》以来,关于《周易》易学的传承,在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以及范晔的《后汉书》中,都记载有孔子以下易学传承的系统。

    但自唐、宋以后,我们所读的《周易》,关于“十翼”的排列程序,事实上,大多都是根据汉末王弼的排列的。他把“乾”“坤”两卦的文言,拿来放在本卦下面,同时把《系传》的中间次序,有些地方也照他自己的意思来颠倒安排。等于我们现在读的《大学》一书,那是经过宋儒的安排,并非原本的《大学》的次序。现在对于研究《周易》来讲,这点应当注意及之。

    自孔子至战国末期的易学:孔子授商瞿,商授鲁桥庇子庸,子庸授江东馯臂子弓(其人是荀卿之子),子弓授燕周丑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庄。此其一。

    又:孔子殁,子夏也讲易学于河西,但受到孔门同学们的驳斥,认为他对于易学的修养不够,所以子夏以后的传承,并无太准确的资料。唯后世留传有《子夏易传》一书,真伪难辨,但确具有古代“易学”思想上的价值。此其二。

    西汉的易学:田何授(东武)王同子中、(洛阳)周王孙、(梁)丁宽、(齐)服生。四人皆著《易传》数篇,但后世已散佚。

    其次:自(东武)王同子中一系,再传(菑川)杨何,字元敬。元敬传京房,房传梁丘贺,贺传子临,临传王骏。

    丁宽一系,又再传田王孙,王孙传施, 传张禹,禹传彭宣。

      以上都是著名专长易学学者的传承。至于阴阳、纳甲、卦气等易学,自田何到丁宽之后,又另有一系。

    主阴阳、卦气之说的,由王孙传孟喜。喜再传焦赣,字延寿,著有《易林》一书,迥然打破《周易》的蹊径。又另一京房,承传焦延寿的易学,著有《京房易传》一书,开启象数易学的阴阳“纳甲”之门。

    东汉与后汉的易学:西汉的易学,到了东汉时期,其间的传承似乎已经散失不备,因此象数之学与易理的分途,也便由此而形成了。后汉的易学,传承的系统更不分明。此时的著名易学大家,便有马融、郑玄、荀爽、刘表、虞翻、陆绩,以及魏末的王弼等人。

    其中荀爽的易学,曾经有后人采集当时的九家易学合成一编的论述,故在后世研究易学中,经常有提到“九家易”或“荀九家”的名词,就是对此而言。

    郑玄的易学,开始是学京房的象数,后来才舍离京学,专学费直之说,以孔子《易传》来解说易学。

    汉末的易学,大概都跟着荀爽、虞翻的脚跟而转,愈来愈加没落,因此才有青年才俊的王弼的起来别走一途,专从老、庄玄学的思想而说“易”了。最为遗憾的,后世的易学大体上又一直跟着王辅嗣的脚跟在转,不能上穷碧落,下极黄泉,直探羲皇之室。

 

    两派十宗及其他

    由秦、汉以后直到现在,大致综合易学发展的系统,我过去曾胪列它为两派六宗。所谓两派:

    (一)即是以象数为主的汉易,经唐、宋以后,其间贯通今古的大家,应当以宋代邵康节的易学为其翘楚。又别称为道家易学系统的,这便是道家易学的一派。

    (二)宋儒崛起,间接受到王辅嗣等易注的影响,专主以儒理来说易的,这便是儒家易学的一派。

    所谓六宗:

    (一)占卜。(二)灾祥。(三)谶纬。(四)老庄。(五)儒理。(六)史事。

    “占卜”、“灾祥”、“谶纬”等三宗易学,其实都是不脱象数的范围。以“老庄”来说易的,开始于魏、晋之初,由阮籍、王弼等开其先声。继之而起,便有北魏以后的道教,套用东汉魏伯阳著《参同契》的观念,彼此挹注,杂相运用“易”与“老庄”的道理。“儒理”说易,大盛于南北宋时期,如司马光的《潜虚》、周敦颐的《太极图说》、程颐的《易传》,以至于朱熹的《易本义》等,大抵都属于这一范围。史事一系,也由宋儒开始,如杨万里的易学,便偏重于这一观点。

    事实上,我以前所提出的六宗之说,还不能尽概两千余年易学关连的内容。如果加上由象数易学的发展,包括术数的杂易等,应该可归纳为十宗,除了以上所说的六宗以外,另有四宗,便是:

    (七)医药。

    (八)丹道。

    (九)堪舆。

    (十)星相。

    至于明末清初,佛教中的大师,如蕅益和尚所著的《周易禅解》、道盛和尚的《金刚大易衍义》等,都从唐末曹洞宗的爻象思想所开发,虽别有会心之处,但究竟不能列入易学的正宗。但上述四宗所涉及的易学,都以象数为主,比较偏向于固有的科学性质,素来不为寻章摘句、循行数墨的学者所能接受,因此在过去的学术专制时代中,便被打入江湖术士的方伎之流,无法有所增益与发明,颇为可惜。

    事实上,《易经》学术思想的根源,如果离开象数,只是偏重儒理,对于中国文化来说,未免是很大的损失。古人所谓“象外无词”,也便是这个意思。如果潜心研究象数的易学,配合科学思想的方法,相信必有更新的发现,很可能会替中国文化的前途,开发更大的光茫。古人虽然也有这种企图,但始终不敢脱离前人的窠臼。例如焦延寿的《易林》、京房的《易传》、南宋以后邵康节的《皇极经世》、以及假托邵康节所著的《河洛理数》、明代术数家们所著的《太乙数统宗》等易书。虽然对于象数易学,别有心得,完全不采用《周易》的原意,大胆地创设卦爻辞例,但仍困于灾祥休咎的观念,只作人事吉凶的判断,并未扩充到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万物之情的境界。

    清代的儒者,研究易学的风气颇盛,如王船山、惠栋、江永、焦循等,都有专著,唯仍多依违于汉、宋儒易的范围,为清代的经学生色不少,如近人杭辛斋、尚秉和颇得象数的效用,亦自成家。

 

    易学的精神

    唐、宋以后的易学研究,应该说又建立了另一“三易”之说。这个新的“三易”观念,也是说明秦、汉以后以至现代的易学内涵之范围。换言之,唐、宋以后所谓易学的内涵,它大要包括有“理、象、数”的三个要点。如果用现代的观念来说:

    “理”,便是类似于哲学思想的范围。它是探讨宇宙人生形上、形下的能变、所变,与不变之原理。

    “象”,是从现实世界万有现象中,寻求其变化的原则。

    “数”,是由现象界中形下的数理,演绎推详它的变化过程,由此而知人事与万物的前因后果。反之,也可由数理的归纳方法,了解形而上的原始之本能。

    再来综合这三种内涵的意义,便可知“易理”之学,是属于哲学性的。“象、数”之学,是属于科学性的。总而言之,完整的易学,它必须要由“象、数”科学的基础而到达哲学的最高境界。它并非属于纯粹的思想哲学,只凭心、意识的思维观念,便来类比推断一切事物的。

    宇宙万象,变化莫测。人生际遇,动止纷纭。综罗易学“理、象、数”的内涵,无非教人知变与适变而已。知变是“理”智的结晶。适变是“象、数”的明辨。《礼记·经解》中,提到易学的宗旨,便说“絜静精微,易之教也。”所谓“絜静”的意义,是指易学的精神,是具有宗教哲学性的高度理智之修养。所谓“精微”的意义,是指易学“絜静”的内涵,同时具有科学性周密明辨的作用。但在明辨理性之间,倘使不从沉潜静定的涵养而进入易学的境界,稍一走向偏锋,便会流入歧途,自落魔障。故《经解》中,又说到易学的偏失,很可能会“使人也贼”。

    从“理、象、数”的精华来看易学,由“乾”、“坤”两卦开台,错综重叠,旁通蔓衍,初从八卦而演变为六十四卦。循此再加演绎,层层推广,便多至无数,大至无穷,尽“精微”之至。

    如果归纳卦爻内在的交互作用,便可了解六十四卦的内容,只有“乾、坤、剥、复、睽、家人、归妹、渐、姤、夬、解、蹇、颐、大过、未济、既济”等十六卦象。在六十四卦的内在交互中,这十六卦象,每卦都出现四次。

    再由此十六卦而求其内在交互的作用,便只有“乾、坤、既济、未济”四卦,每卦各出现四次。

复由此类推,就可了知在此天地之间,除了“乾、坤、坎、离”代表阴、阳的元本功能以外,凡宇宙以外的物理或人事,无论如何千变万化,它的吉凶观念价值的构成,唯有“既济、未济”两个对待的现象而已。

    由此而精思入神,便可了解一画未分以前,阴、阳未动之初的至善真如之境界,可以完全体认大易“絜静精微”的精神,就能把握到自得其圜中的妙用了。

 

    本书译事的经过

    本书的完成,说来非常惭愧。远在三年前,有一天,程沧波先生对我说:商务印书馆要翻译《周易》为白话,这个工作,原来是由刘百闵先生担任。刘先生承诺以后,忽然作古,所以王云五先生与程先生谈起,想叫我来担任这个工作,我与百闵先生也认识,当时听了,便冲口而出承担了此事。在我的想法,如果没有别的打扰,每天翻译一卦,至多半年可以完成。谁知开始着手翻译时,才发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

    一、译本的原文是《周易》,必须要尽量与原文原意不离谱。不可以随便说自己的易学见解,也不能独取某一家的易学见解为准。

    二、上古的文字,一个字或两三个字便可代表一句话或几句话的语意。如果已经了解了古文的内涵,《周易》原文的本身,本来就是白话,用不着更加语译。现在既要用现代语来译出,既不能离经一字,又必须要加上解释字义、考证原意等工作。有时原文只用一个字,但我们需要用好多字来表达它,而且还不能作到尽善尽美。因此便要在“今译”以外,再加“今释”,才能了解。

    三、历代学者对于“五经”的著述和研究,包括“四库”以后的著述,如《皇清经解》,《续皇清经解》等书以外,要算有关《易经》的著述为最多,而且各家都别有会心,甚至互相矛盾的也不少。

    我们当然也不能忽略这些资料而不顾,究竟如何取裁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当时的立意,是以汉易为原则,尽量避开宋易的解释。因为易学的内涵,虽然以“理、象、数”为主,如果真能懂得了注重“象、数”的汉易,其理自然便在其中了。“象外无词”,原是研究易学的笃论。

    有了这些问题横梗在前,所以开始翻译乾坤两卦时,便费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其余每一个卦,原意计划用一个星期把它翻译出来,结果还是不能如愿以偿。

    在这一段时间,除了手边原有收藏有关《易经》的书籍以外,还得王新衡先生的帮助,送我一套文海出版社《国学集要》第十种中有关《易经》这一全部的书籍,盛意可感,至今还欠上这笔情债。

    跟着,我的俗事和课务纷至沓来,实在无法闲坐小窗翻《周易》了,所以一拖再拖,翻到“观”卦时,便搁笔迟延,一直没有继续工作。中间曾经写信向王岫老商量,希望另请高明完成此事,结果岫老又坚持不便改约。

    去年春天,徐芹庭来看我,谈到《易经》译稿的事,他看我忙的可怜,便愿意替我完成其事。我当时也想叫他试试看。因为芹庭刚进师大的那一年,便认识我。除了欣赏他诚朴的气质以外,还有很多难能可贵的善行,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他是一个孝子,每个星期都要赶回苗栗乡下,赤脚耘田,帮助父母去种地。所以我就叫他先从《来注易经》入手,希望他对《易经》下番工夫,结果他的硕士论文照着这个目的来完成,博士论文则研究汉易。他目前偏重“来易”和汉易。从我研究“象、数”方面的朱文光博士,又远在国外,不能和他互相切磋。

    半年以后,芹庭送来全部译稿,他从“噬嗑卦”以后,一气呵成的成绩。我看过以后,便对他说:“很可惜”你仍未脱离“来易”及汉易的范围。但是,有了这样的成就,的确很不容易。

    这样一搁又是一年。到了年底,程沧波先生又催我交卷。我也觉得实在说不过去了,再去信和岫老商量,希望能采用芹庭的译稿,而且由芹庭负起这本书的著作责任。结果得到岫老的勉强同意,但说必须注明是我和芹庭的合著。因此才有本书的问世。

    但我仍以至诚,向商务印书馆和王云五先生以及读者,致无限的歉意。才力和精力有限,未能达成想像中的任务,希望将来能够好好地完成一部《易经》的研究,贡献给大家以作补偿。这是否能成为“既济卦”或“未济卦”的祝词,便很难预料了。


                                        〔一九七四年,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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