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天地 >> 古今书籍 >>《亦新亦旧的一代》

 

旧八股和新八股

 

秦汉以后读书与教育之目的

汉唐的“选举”、“考试”制度

新旧教育亟待修正的八股学风

 

南怀瑾 讲述

   

 


    自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以后,我们从他所修订的“六经”,和他的遗著中,仰窥三代,俯瞰现在,综罗上下三千年来教育之目的和精神,一言以蔽之,纯粹为注重人格养成的教育。《礼记》遗篇中的《大学》、《中庸》、《儒行》等,虽然敷陈衍义,但自东周以来,仍然不外如《大学》所言:“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所谓“修身”,用现代语来说,便是人格教育。而人格教育,势必先从心理和思想的基本修正着手,因此《大学》便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一系列程序的述说了。

    我们从这个观念反观“六经”,归纳它的主旨便可强调地说:

    《书经》的精神,是后世政治哲学和政治人格教育的典范。由此再配合孔子所著《春秋》的精神,便成为政治思想和政治行为的是非、得失、进退、举措等有关历史哲学,与政治人格和政治行为的成败事例。

    《易经》的精神,从科学(中国古代的科学观念)的观察而进入哲学的精微,纯粹是洁净心理、升华思想的文化教育。由此再配合孔子手编的《诗经》与《乐记》(因《乐经》已失,故只以《乐记》来说),便成为适用于一般人陶冶性情、调剂身心的教育。

    《礼记》所包括《三礼》——《礼记》、《周礼》、《仪礼》的精神,则是汇集中国上古传统文化的大成,包含教育、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学、艺术、人生等思想的体系。强调地说,它是后世奉为个人人格教育、政治人格教育等的典范。

    但是这些观念,是从两汉以迄近代的儒家传统思想而立论。在历史的事实上,自春秋、战国迄于秦、汉之际,五百年间“六经”并未受到重视。尤其在春秋、战国时代,“智、力、勇、辩”之士,竞相以“纵横捭阖”、兵谋、杂说、阴阳等学术,取悦人主而自求爵禄功名荣显于当世,并即以此为天经地义的要务。少数宗奉孔子汇集的经书思想者,只有鲁、卫之间的儒生们,如曾子、子思、孟子等人。但是他们仍然需要依附于人君的喜悦而得其苟安的生活,否则,依然不能荣显当世而畅怀于当时。因此,凄凉寂寞一生,自所难免。

 

    秦汉以后读书与教育之目的

    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记载汉高祖平定天下以后的一句最有趣的名言:“乃公(天下)居马上而得之。”后世都把他引为笑谈,认为汉高祖没有受过读书的教育,因此而轻视知识分子,骂儒生们为“竖儒”。事实上这个观念,早已种因于秦并六国以后,自秦始皇、李斯与儒生们(当时的儒生,是包括道家等各种知识分子的统称)彼此不能合作,即造成学术思想的真空现象,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如此耻笑汉高祖的不学无术。同时,自汉初接受叔孙通等的制体(定制度)开始,所谓当时的儒生如叔孙通等人,虽然依附汉高祖而攀龙附凤,等待引用,但对于中国上古传统文化的经义,并无高深造诣。大家只要研究《史记》、《汉书》中叔孙通等有关传记,便可明白他们的思想和目的,也止于取悦人主,谋一身爵禄的荣显,并无什么传道授业的大志。他们与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教育精神,以及孔子的学术思想,早已大相迳庭了。

    汉初重视儒术,尊崇孔子,事实上是从汉武帝欣赏司马相如的文章词赋、重视董仲舒的儒学思想(董学并非纯粹的承接孔孟之学)、信任公孙弘的形似儒家之学开始的。于是才有西汉的重儒尊孔,由此再演绎渐变,就形成东汉儒家“经学”思想的大成。汉儒之学,上面顶着孔子的帽子,内在借题发挥,糅集道、墨、阴阳诸家之所长,外饰儒家为标榜,从此曲学阿世,大得其势。后世历经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中间屡有变质,虽然或有以“词章、义理、记闻”等为儒林学者的内涵;以“君道、师道、臣道”为儒家学问的本质。但不管如何说法,总之,必须要以功名爵禄,入仕用世为目的。孟子说过:“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此外,其余两种不孝之一,据汉儒赵岐的注解,便是“家贫亲老,不为禄仕。”换言之,读书除了作官以外,就不能谋生,既不能谋生养亲,当然就罪莫大焉。这与现在“教育即生活”,生活以赚大钱为最有出息的新观念,除了形式与方法有不同以外,它的本质,究竟又有什么两样?

 

    汉唐的“选举”、“考试”制度

    自周、秦以后,读书受教育之目的,概略已如上述。而朝廷量才任用的方法,除了上古时代,因为教育尚未发达,以学问德行为选士入仕的成规以外,到了战国时期,因为学术思想的勃兴,而诸侯各国,称王称霸,又需要起用有学术思想的人才,因此便造成战国末期六国“义士”储备人才的风气,自汉初统一天下以后,国家安定,政治上了轨道,“义士”的风气没有了,但是有思想、有学识的人并不因为政治社会的安定便没有了,因此才开创出以品行德学为标准的“选举”制度,推荐地方上“贤良方正”之土,进为国家用人取士的体制。汉初的“选举”制度,的确是法良意美,但是世界上一切良法美政,实行久了,流弊就出来了,所谓“法久弊深”与“法严弊深”,都是中外千古不易的名言。所以到了汉代末期,便有世家门第等把持“选举”,徇私荐贤,于是这就成为知识分子掀起社会乱源的重要原因。由此在中国的历史上,相继紊乱了三百年左右,历魏、晋、南北朝之间,读书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又需靠类似“义士”荐贤等方式而显扬功名于当世。一直到了隋、唐之际,唐太宗承袭隋朝取士方式,创立了考试制度以后,才得意地说出:“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的豪语。从此,考试取士的方法,便演变而成为宋、元、明、清的科举考试制度。于是“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立志时”、“十年窗下无人问,一旦成名天下知”等功成名遂的颠倒梦想,便深植人心,永为世法了。到了清代末期,以八股制义的“考试”取士制度,流弊丛生,而教育思想也陈腐朽败,因此才引起清末有学问、有思想知识分子的不满,配合民族革命的主张,就结束了三百年来的满清王朝,也由此而推翻了二千多年来旧传统的教育方式。

    顺手附录近日看到《金史》的资料,以便窥见过去历史中,教育思想由《考试》取士所产生弊病的一斑。明、清后期的情形,大致也与此相同,尤其清末以“八股文”取士的毛病,“考场”陋习与笑料,见于近代史者,随处皆是,不必多说。《归潜志》云:

    金取士以词赋为重,故士人往往不暇习为他文。尝闻先进故老,见子弟辈读苏黄诗,辄怒斥。故学者止工于律赋,问之他文,则懵然不知。间有登第后始读书为文者,诸名士是也。南渡以来,士人多为古学,以著文作诗相高,然旧日专为科举之学者,疾之为仇雠。若分为两途,互相诋讥。其作诗文者,目举子为科举之学;为科举之学者,指文士为任子弟,笑其不工科举。殊不知国家勒设科举,用四篇文字,本取全才。盖赋以择制诰之才,诗以取风骚之旨,策以究经济之业,论以考史鉴之方。四者俱工,其人才为何如也。而学者不知,狃于习俗,止力为律赋,至于诗、策、论,俱不留心,其弊基于有司者,止考赋而不究诗、策、论也。吾尝记故老云:“泰和间,有司考诗赋,已定去取,及读策论,则止用笔点庙讳御名,但数字数与涂注之寡多。”有司如此,欲举子辈专精难矣。南渡后,赵杨诸公为有司,文风始振,然而谤议纷起矣。

 

    新旧教育亟待修正的八股学风

    大致了解了上下三千年来教育的概况,和“考试”取士的情形,无论我们的先圣先贤、诸子百家的名言,关于教育与学问的教诫,作过如何庄严神圣的定论,但教育的理想与一般社会对教育的“暗盘”思想,毕竟存在一段很大的距离。如果我们真肯深切地反省检讨,那么,就可以明白地说,我们的一般教育思想,历经二千多年来,始终还陷落在一个一贯错误的“暗盘”里打转。这个“暗盘”思想错误观念的由来,首先便是自古以来中外一例的“重男轻女”思想。为什么要“重男轻女”呢?因为男主外,女主内。男儿志在四方,“有子克家”,便可以“光耀门楣”、“光宗耀祖”。而光耀门楣和光宗耀祖的方法,就只有读书是最好的出路。尤其在古代轻视工商业的观念之下,当然就会产生“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看法了!读书为什么有这些好处呢?因为读了书,可以考取功名,登科及第而作官。因此“读书作官”自然而然就成为一般社会天经地义的思想。作官又有什么好呢?因为作了官,就能得到坐食国家俸禄的利益。由此“升官发财”便顺理成章地被民间视为当然的道理。由于这一系列错误观念的养成,读书读到后来,所有经、史、子、集,也成剩余的物质,只有“八股”的制义文章,才是生活的宝典,这都是很自然而形成的思想,无足为怪。

    到了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之初,西方的文化思想东来,慢慢地把旧有“家塾”、“寒窗”、“书院”和“国子监”等中国传统教育的方式变了,变成了西方式的学府制度。由“洋学堂”的称呼开始,一直到了现在三级制的学校制度而至于研究院等为止。教育是真的普及了,一般国民的知识水准是真的提高了。但是知识的普及,使得一切学问的真正精神垮了,尤其是中国文化和东西文化的精义所在,几乎是完全陷入贫病不堪救药的境地。不但如此,我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虽然接受西方文化的薰陶而换旧更新,可是我们教育的“暗盘”思想,依然落在二千多年来的一贯观念之中,只不过把以往“读书作官”、“光耀门楣”的思想,稍微变了一点方向,转向于求学就可以赚钱发财的观念而已。然后引用一句门面话来自我遮盖这个观念,而以“教育即生活”,作为正面堂皇的文章,几家父母潜意识中,对子女的升学大事不受这个观念的作祟?又有几家子弟选读学校、选修科系的心理,不为这个观念所左右?于是,新的“科学八股”的考试方法,但凭“死记”、“背诵”为学问的作风,依然犹如以往历史的陈迹,只是过去的风气,但须记诵八股文章,作为考试的本钱;现在的风气,但须记诵问答和猜题,便能赢得好学校以及联考的光荣。过去的读书为考功名、为作官;现在的读书和考试,为求出路、为求职业、为赚大钱。过去读书的,“志在圣贤”;作官的,一心以天下国家为己任,如此立志,也大有人在。否则,就抱着“君子乘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蘽以行。”归到农村社会,以耕读终生的也不少。现在则受了教育以后,不能谋得一个出洋、赚大钱的机会,至少也要作个公教人员,才算是不负平生一片读书求学的苦心。尤其是工商业时代都市生活的诱惑,小市民思想的深入人心,如果不能如此,只好优游等待机会,或者自己封个“马路巡阅使”来怠荡怠荡也可以。至于其他的事,只有付之于命运的安排了。

    我们只要息心反省教育的现状,就可明白现代青少年陷落在一片迷惘境地的前因和后果。因此,我们为了后一代,对于家庭教育思想、社会教育思想,以及学校教育的思想制度,必须要多作检讨,以建立一番复兴文化的新气象。虽然说问题并不简单,但问题终须寻求出答案和调整的方法。这不但是我们老一辈的责任,也正是落在现代青年身上的重要责任,极须渊博通达的学问,才能挽救亟待复兴图强的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