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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和爱

 

以孝道治天下的家庭教育

东西文化的“爱”和“孝”

 

南怀瑾 讲述

   

 


    以孝道治天下的家庭教育

    从中国历史文化来讲,自汉文帝、景帝以后,“以孝道治天下”的教育精神,便已逐渐奠定基础。而汉武帝时代选举制度兴起以后,社会风气更加注重品德。所谓“贤、良、方、正”之士的选拔,促使政府与民间社会,自然而然注重家庭教育,以人格培养为其重心。到了魏文帝以后,竭力提倡孝道,由此使得历代帝王在政治思想和政治措施上,形成了“圣朝以孝治天下”的名训和准绳。然而“孝道”是宗法社会氏族中心的家庭教育的标准,它有时与国家观念或忠君思想,不能两全其美。唐代以后,为求“忠孝”思想的统一,便将《孝经》和“大孝于天下”的精神调和贯串,而产生过去中国文化思想上的名言:“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的定训。

    “以孝道治天下”绝对没有错,而且“孝道”是中国文化的特征。但是在近代三百年来,中国文化的“孝道”却在历史政治上出现了正反两次的巨变。这正如庄子所说:“一般人为了提防扒手与偷窃,一定把东西封锁起来,这是世俗人共通的知识。但是大盗们来了,便挑起箱子,抬走柜子,而唯恐你封锁得不牢固,以致有所散失。”天下事有如此难料的变化,人心思想的邪正,有如此不定的反覆,如果不好学深思地深入文化哲学的堂奥,岂能深切了解一种文化思想的利弊。

    所谓“以孝道治天下”的正变,便是清兵入关以后,康熙运用“以孝道治天下”的政策。谁能相信清兵入关,只以三部书就统治了四万万人口的中国呢!相传爱新觉罗氏入关前后,要满族子弟,只要熟读一部《三国演义》,便知兵法。到了康熙登位以后,在政治思想上,就采用“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秘诀。他要满族的王公大臣,必须熟读《老子》。后来又提倡《孝经》,极力揭示“圣朝以孝治天下”的古训。把《孝经》配合他的“圣谕广训”,规定在乡的秀才或族长们,在每月的初一、十五,必须讲解诵读以规训子弟。老实说,康熙把中国文化“孝道”的特征,深入到民间社会和家庭方面去,这是他的一大德政,也是他奠定大清政权的一项最有效的措施。但相反地讲,他利用了“孝道”做为统治的权术,他用“孝道治天下”的办法,对付了关西大儒李二曲的不合作主义;同时又采用汉代地方选举“贤、良、方、正”的办法,而开了“博学鸿词”的特科,网罗了反清的遗臣和志士,因此而使顾亭林等无所能为。试想:人人都须作孝子顺孙,家家都要孙贤子孝,还有谁家的父母肯叫自己的子女去为反清复明而造反杀头呢?然而无论康熙“圣朝以孝治天下”的措施是德政,或是权术的运用,此举可说是“孝道”思想在近三百年来的正变。

 

    东西文化的“爱”和“孝”

    正变也罢,反变也罢,历史文化的演变,终归要成为过去的陈迹。但处在历史夹缝时代中的我们,内遭古今未有的巨变,外受西方思想风气的压力,仍然想要讲究“孝道”而谈家庭教育,恐怕未必能够尽遂人意。

    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想,并不须要过分急于全盘西化或半西化。事实上,一般的思想大体都已洋化。单从教育方面来讲,无论是家庭教育或学校教育,乃至社会人心的观念,都以西方文化教育思想中“爱”的教育为重心。尽管有人作调和论者,独(犹)如运用八卦的“纳甲”方式,解释“爱”与孔子所说的“仁”是同样的意义。但言“仁”者自论其“仁”,主张“爱”者还自讲其“爱”。“上帝爱世人”和“我爱你”、“父母爱子女”、“师长爱学生”,一片模糊,统统进入混淆不清、“一以贯之”的笼统观念。其实,这许多“爱”的概念,各有各的范畴,各有各的内涵,各有各的心理作用。唯有真能知“仁”的智者,才可“知其方”矣。无论在美国、在欧洲,父母对子女的“爱”的教育,自有他的文化思想的习惯和范围,并非一味的“溺爱”。他以“爱”为中心,培养后一代各自独立奋斗的精神。并不像我们“拿到鸡毛当令箭”,因此而产生新式家庭教育,一味地变成“溺爱”和“乱爱”为能事。这是作为现代中国家庭主体的父母们,必须重新检讨的地方。

    与此相对的,作为现代子女的中国青少年们,对于固有传统的“孝道”,必须了解它便是“爱”的延伸,和“爱”的反应。因为大家只从表面去看西方的文化,只看见他们做父母的对子女尽心尽力地付出“爱”,并没有像中国人一样抱着“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心理和目的。所以他们的老年父母,老无所归,“不亡以待尽”地伶仃彳亍以等死的情景,触目皆是。其实,这是西方文化制度和社会习惯上的最大漏洞,并非是西方人在根本的人性上就缺乏“孝”心、缺乏“爱”父母之心。据我所知以及所接触到的欧、美人士,当然包括青年人,他们思念父母之情,绝不亚于东方的“孝”心。他们在谈话中,也时常流露出思归与惦念父母家人的情怀。最近有一位法国学生,回国以后来信向我诉说,因为老年父母有意见,闹离婚,使他内心有无比的痛苦,他因此而生了严重的肠胃病。谁说在西方文化的教育之下,便缺乏了“孝心”?只能说他们缺乏了“孝道”的具体精神和制度而已。

    由此可知“孝”便是“爱”的延伸,也便是“爱”的反应。诚然,过去有些孔家店的店员——后世的儒者们,错解“孝道”,强调“孝道”的理论,将“天下无不是之父母”,认为是千古不移的定律。其实,早在周、秦以前的思想,在《易经》的“蛊卦”中,便已隐约指出天下有不是的“父母”。所以“蛊卦”的“爻辞”上,便有“干父之蛊”、“干母之蛊”的观念。但做父母的,虽然被蛊惑而有不是的事,但在子女的立场来说,仍然需要以最大的“爱”心而为父母斡旋过错。所以孔子也说:“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但是后世以讹传讹,或语焉不详,便把“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观念,变成了铁定如律令的诫条。

    同时做父母的,更要了解中国文化的“孝道”思想,并非只是单面的要求,它是相互的情爱。“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是必然的因果律。孔子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理,每句下面那个重复字,都是假借作为动词来读。用现代观念来说,就是:倘使父母不成其为父母,或父母没有尽到做父母之“爱”的责任,只是单方面要求子女来尽“孝”,那也是不合理的。其余各句的观念,依此类推,同一道理,当然不必重复细说。

    现在我们不厌其烦地反复讨论了传统观念中家庭教育思想的概略,既不是否定以“孝道”作中心的家庭教育的价值,也不是接受从“爱”的教育出发的便是真理。现在我们所讲的目的,只是说明我们这一代对于家庭思想,与家庭教育方式,大多数都处在东西文化交流撞激的夹缝里,正在新旧观念混淆不清的矛盾现象中发生偏差。尤其是一般新式家庭的父母,外受西方文化生活方式的皮毛影响,对欧、美家庭教育方式一知半解的崇洋心理的作祟,于是将错就错地仿照那些外国电影,而将不中不西的洋盘思想,奉为金科玉律。但在骨子里,又潜伏着传统文化思想的血液,“望子成龙”与“光耀门楣”的观念,并未完全抛却。于是便造成此时此地,在家庭教育方面,产生了问题儿童和问题青少年的事件。结果,不是怨天,便是尤人。再不然,便埋怨到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错误,自己好像置身事外,一无过错似的。其实,要讲我们青少年的思想与心理问题,就必须正本清源地从家庭教育的检讨开始,而不能将一切过错,都由我们后代的子女去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