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天地 >> 古今书籍 >>《亦新亦旧的一代》

 

老文学和新文艺

 

公文语体化的历史渊源

白话文和中国文化的命运

新文艺运动中白话的古文

古文的劳苦功高

更上层楼的负担

 

南怀瑾 讲述

   

 


    近来司法界提倡新风气,改用语体文书,一切诉讼文件和法官们的判决书,都要尽量采用语体。这实在是司法上贤明而便民的改革,是值得喝采的。但因此有些人错以为这是现代六十年来第二次的白话运动。大学里中文系有新文艺思潮和国文教授方法上的争辩,便引起一些学习中文和关心中国文化同学们的彷徨迷惘,莫衷一是地群相征询意见。

 

    公文语体化的历史渊源

    关于前一问题,我认为中国三千年来的文化史上,有关政府文书的文章自有文献可徵的,大多数都是用语体来书写的。我国文化史上第一部的政治史文献,当然是以《尚书》为首。我们现在来读《尚书》,一般人都认为它是古文。这种所谓古文的观念,应该是对时代距离先后所下的定义。事实上,《尚书》里收集当时历史上的文告或记载史事的资料,大多数都是当时的语体文。即如《周易》一书的卦爻词句,大多数也是当时的语体。秦、汉以后,有关政府法令的文辞,从许多方面来看,多数也是当时的语体。当然不能只以西汉时代贾谊的《过秦论》,或东汉末期诸葛亮的先后《出师表》作标准。即使就把《过秦论》和先后《出师表》来作规格,我觉得其中的文辞语句,有许多地方,仍然是采用当时的语体。我们现在叫它是古文,这个“古”字,应该说只是对于历史时代的划分,并非就是亘古不变的定义。在魏、晋以后,文学的风气弥漫,因此经历南北朝三、四百年来的公文辞章,的确偏重于骈俪的文学化了,比起汉代,更缺乏普及性。所以到了初唐,由唐高祖李渊开始,便下命令改革公文,不许有太过骈俪的文学辞藻而妨害事实的叙述。后来唐代的文风复古,不但是初唐政治上开其风气之先,事实上也是文运兴替的必然趋势。韩愈的“文起八代之衰”的复古运动,并非如我们现代人心目中的复古,实际上,正是恢复当时读书人——知识分子的文学语体化。当然,在这里须要注意,古代的教育并不普及,所以能够以写作文辞来表达意识思想的,仍然只属于少数读书人的事。宋、元、明、清以来,不但在公文上多数是采用语体化,即使如“四朝学案”中的儒家讲学的记载,也都是采用语体。所谓“语录”的风气,便由中唐的禅宗和宋初的理学家们所开始。并且翻开历史上历代奏议一类的文章,有关政令和事务性的叙述,几乎都用语体来表达,从来没有人认为那些缺乏文学格调的“奏议”,没有历史性的价值。只有在清朝中叶之后,由于少数几位深于文学修养的人做了地方官,遇到有些“官司”上的判词,便以文学的风趣,大玩其花样,如袁枚、郑板桥等人的几件判词。可是此风一长,到了后来绍兴师爷的手里,便积习成规,在刀笔之间,大玩其有笔如刀、精细雕虫的笔墨花样。于是《樊山判牍》一类的文章,便成金科玉律了。不过,这种风气在满清中兴的时代,已经稍有变革了。民国以来,公文的改革,在有形或无形中,也有过几个阶段,现在在司法上又正式提出采用语体,虽然说是革新,如果在中国文化精神的立场而言,应该说这正合于中国文化固有精神的复兴运动。

 

    白话文和中国文化的命运

    由于前面所讲的历史事实,推演开来,说到后一问题,无论在文学上或文化上,所谓的新文艺运动,我认为大可不必操心,此事不运而动,一代自有一代的必然趋势和结果。例如前面讲过在秦、汉时期的文学和文章,虽然在三千年以后的现在,好像一仍未变。而事实上,秦文、汉文,已大有不同之处,拿它和春秋战国时代比较,有迥然不同的特点。唐代和宋代的文学文章不同;明、清和近代的文学文章更不同。从文艺上来看,汉代的“辞赋”,唐代的“诗”,宋代的“词”,元代的“曲”,明代的“小说”,清代的“联语”等等,任何一个时代,都自然而然地有其新文艺运动的特色。至于在某一时代,因为某一人的提倡使文风不变,乃至使文运改变了方向,其实是他在那个时间、空间恰好当时当位,便很幸运地成为推动这个波澜的焦点。事实上,这种风气,到了某一时期,即使不由某一人的推动,它在事前或当时,也早已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风气,势在必变而事在当变了。例如唐代的韩愈,现代的胡适,也都是适逢其会的人物。老一辈的朋友中,有人大骂胡适、深恶痛绝其提倡白话文,认为他是千古罪人。事实上,平心而论当“五四运动”的先后时期,即使胡适不提倡白话文,也必然会有人要出来提倡的。就是没有某一个人出来提倡,白话文的替代古文,也会自然不运而动的。胡适先生却在当时自我标榜了龚定盦“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一句话,真是适得风云际会,相当地“幸致”而已。

    “五四运动”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上,功过很难说。只就提倡白话文的运动来讲,对于六十年来的现代,功过也无法衡量。至少,因为白话文的提倡,中国的教育因此而更容易普及,一般国民的知识水准因此而提高。但是五千年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却因此有被拦腰截断的危机。我们追溯六十年前,所谓五千年来中国文化的遗产,都蕴藏在古典的书籍中。这些古典书籍,都用古文写作的。后来的青年,从白话教育入手的,对于古籍中的古文,没有基本的修养,不但自己不会写作那些文章,根本就看不懂这些古籍,因此而奢谈中国文化,问题当然就不简单了。于是,有些爱护中国文化之士,以卫道者的精神,极力提倡读古书,写古文,憧憬着旧日的读书方法和旧式的读书趣味。但是历史犹如东流的逝水,一去总不回头,虽然这些卫道者其心可敬,其志可嘉,到底不能挽狂澜于既倒,反而招来许多无谓的困惑。曾经有一位青年同学对我说:“历史已经走向电脑时代,有人可以专用注音符号替代文字来表达语言和意识思想,居然还有人要复古提倡古文,真是不可思议。打字机的功用愈来愈发达,居然有人还要拚命地提倡写毛笔字,真是不可想像。”当时我听了也有啼笑皆非之感,便说:“原子能的威力可以消灭人类于无形,居然还有许多人要求做人,岂非更是匪夷所思吗?世事都在对立矛盾中交织成为人文文化的历史,老弟台既不必过于愤慨老前辈的忧伤,老朋友们也大可不必为后一辈叹息。”

 

    新文艺运动中白话的古文

    其次,我们都知道白话文的新文艺运动,已经推行了五、六十年,它的效果已如前所说,但是它的价值须另当别论了。当时大家需要推行白话文,大半的原因,是受到西方文化东来的影响。六十年前,鉴于西方各国的富强康乐和坚甲利兵的威势,于是晕头转向西方去学习科学的方法和民主的制度,穷根究底,认为他们教育与知识的普及,是靠着语言和文字一体的作用,同时回顾我们当时的民智闭塞,风气不开,也正坐此病,所以便提倡了白话。但是大家都忽略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社会,语言总会跟着时代而变更的。甚之,语音也有因时代而变革的。依中国文化的习惯来说,三十年算作一世。语言往往经过三十年的一代而有所变动。因此西方各国的文字和语言合一的学风,便在语言和文学历代变革中产生了重大的问题。我们细心研究,便可看出西方各国的文化书籍,过了一、二百年的文章,大多数就非专家看不懂了。

    同样的,我们古代的白话文章,如元、明之间用白话文所写的小说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以及清代的《红楼梦》等等的书,它在现代青少年看来,完全是白话中的古文了。其次,我们只要拿出五、六十年前的报章杂志来对照一下,当时人所写的语体文、白话文,也早已生硬地成为现代的古文了。一代白话文大师胡适先生的早期作品,何尝能够外于此例?反过来说,我们再看一看现代青少年们的白话文,甚之,二十多岁刚从大专毕业去当教师的,亲自研究一下更下一代的白话文,如不拍案惊奇,摇头叹息,那才真是奇怪呢。至于现代汗牛充栋新文艺的著作中,夹杂“意识流”和“存在主义”的文学作品,有的超越冥想,比禅的文字更难懂,那也是司空见惯的常事。总之,旧的被推翻了,新的文艺毫无基础,铲平了五千年来的基石,想凭空摸索去建立空中楼阁,实在需要仔细思量,慎重考虑。安知后之视今,不犹今之视昔呢?

 

    古文的劳苦功高

    中华民族的文字结构,我们是值得自豪的。用中国文字所构成的古文学,也是值得自夸的。我们姑且不从“六书”和“训诂”等来说中国的文字和文章的价值,首先应当了解我们祖先的文化精神,在任何方面,都是“寓繁于简”的,上古的文字,大多以象形开始,同时又需要以最简单的动作,把它雕刻在兽骨或竹简上面,因此更需要言简而含义多方,以便于书刻。由于这种文化精神随着时代的扩展,便构成了我们所谓的古文体裁。更明白一点地说,由于这种古文体裁的文学,便使文字和语言完全分开。同时也使文学词章超然独立在时间、空间之外,因此,保留了五千年的文化思想。先人与后世的意识,完全不受时代环境的变革而有所阻碍难通。换言之,依照过去旧式教授文字文学的方法,只要真能教,真能懂的,不过花费青少年时代一、二年的时间,便学会了这种写作文章而统率各种语意的作法,然后终生用之不尽,取之不竭。当然,这种教学方法,势必要包括小学的“六书”和“训诂”等的方法。如果硬要把“训诂”和小学“六书”视为毕生学无止境的课题,或者像现在一样,到了大学或研究所博士班里才开始研究,那就很难说了。至少,纯粹从旧式教育来讲,这并不完全是在浪费青年宝贵的光阴。了解了这个道理,我们便可知道中国五千年来文化遗产的古典书籍,数目并不太多。中国字典包括的字数也不多。而且自古以来的学者,如果不作文字学的专家,真能认识了二、三千个字,便足够应用发挥而有余了。懂了中国文字的运用以后,就可了解古文的一、二个字便包括多方的意思。如用现代的用语来解释,或许要用十多个字才能说得清楚。例如我最近答应翻译《周易》一书为白话文,当我着手工作以后,才后悔自寻苦恼。因为我看《周易》卦爻的词句,本来都是语体,非常明白,若要把它翻译成现代话,那可真够麻烦了,有时候一字要变成好几个字的句子,而且还要加以解释,即使如此,也可能还不够明白。由此联想到现代出版的书籍,几乎有盖古之多,好像真是知识的爆发似的,从另一方面看,也可以说只是文化退化的贫乏现象而已。

 

    更上层楼的负担

    可是话说回来,再进一步的新文艺运动是必须的吗?我倒认为是极须的,不过,不能弄错方向就是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温故知新”,如何整理五千年文化的遗产,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精英而融会贯通,并发扬光大。只以文学来说,我们到目前为止,就没有办法创作一种文体,足以概括古今而永垂式范的。老实说,所有专心一致搞新文艺运动的,大体上都和我们一样,不是博古通今之士,甚之,连传统文化遗产的边缘都还未摸着。只知随着时代的潮流,漂流在大西洋与太平洋的文化边缘,如“海上仙山,可望而不可即”而已。再新的新文艺,必须是真正切合中国文化的新文艺,那恐怕不是目前所搞的新文艺运动所能负的艰巨大任。

    当我在说这些观点的时候,恰好看到十月一日《联合报》第三版上登载了一篇专访,报道国内数学界的学者专家们,正发起一项“科学中文化”的运动,他们已开始用中文写数学的教科书,期以十年有成,达到“科学在中国文化中生根”的目的。看了以后,情不自禁地对他们肃然起敬。这一作为,才真是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重要工作。我们闹了几十年的“科学”,到今天才开始中文化,比起日本虽然已迟了几十年,但到底是我们学术教育界的一大觉醒。迎头赶上,也许胜过别人。但我希望其他如医学、天文、物理等等学科,应该也会如“风行草偃”,慢慢地跟踪而起。可是其中最困难的前奏,恐怕还是再新的新文艺运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