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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代的中国禅与达摩禅

北魏齐梁之间佛学与佛教发展的大势

中国的历史,继魏晋以后,就是史书上所称的南北朝时代。这个时代从东晋开始,到李唐帝业的兴起,先后约经三百年左右。在这三百年间,从历史的角度,和以统一为主的史学观念来说,我们也可称之为中国中古的“黑暗时期”,或“变乱时期”。而从人类世界历史文化的发展来说,每个变乱的时代,往往就是文化、学术思想最发达的时代。或是时代刺激思想而发展学术;或由思想学术而反激出时代的变乱,实在很难遽下定论。因为错综复杂的因素太多,不能单从某一角度而以偏概全。现在仅从禅宗的发展史而立论,除了已经提出在北魏与梁武帝时代的达摩禅传入中国以外,还必须先了解当时在中国佛教中的中国禅等情形,然后综合清理其间的种种脉络,才能了解隋、唐以后中国禅宗兴起的史实。

人尽皆知达摩大师初来中国的动机,是他认为“东土震旦,有大乘气象。”因此渡海东来,传授了禅宗。我们从历史上回顾一下那个时期中国佛教的情形,究竟是如何的有大乘气象呢?现在先从东晋前后的情势来讲。

关于翻译佛经:著名的有鸠摩罗什、佛陀耶舍、佛驮跋陀罗、法显、昙无谶等声势浩大的译经事业。由东晋到齐、梁之间,先后相继,其中约有三十多位大师为其中心,尽心致力其事。

关于佛学义理的高深造诣:著名的有朱士行、康僧渊、支遁、道安、昙翼、僧睿、僧肇、竺道生、玄畅等,而先后相互辉映的辅佐人士,约三百人左右。

至于其中首先开创宗派,成为中国佛教的特征的,就是慧远法师在庐山结立白莲社,为后世中国净土宗的初祖。

此外,以神异(神通)作为教化的,先后约三十人左右。其中东晋时期的佛图澄、刘宋的神僧杯度等,对于当代匡时救世之功,实有多者。至于其他以习禅、守戒,以及以从事宣扬佛教的各种活动而著名于当世的,先后约有一百二、三十人。但以上所说,只是对当时佛教中的西域客僧,与中国的出家僧人而言。有关比丘尼(出家的女众)、帝王、将相、长者、居士,以及一般林林总总的信奉者,当然无法统计。唯据史称梁天监八年,即北魏永平二年间(公元五○九年)的记载,可以窥其大略。

“时佛教盛于洛阳(魏都)。沙门自西域来者,三千余人。魏主别为之立永明寺千余间以居之。处士冯亮有巧思,魏主使择嵩山形胜之地,立闲居寺,极岩壑土木之美。由是远近承风,无不事佛。比及延昌(北魏宣武年号),州郡共有一万三千余寺,僧众二百万。”

但是南朝由宋、齐、所建立的佛寺,以及度僧出家的人数,还不在此限,也无法详细统计,如据《高僧传》等所载,武帝对达摩大师说:“朕即位已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胜记。”虽然言之过甚,但以武帝的作风来说,当然是很多很多。后来中唐时代诗人杜牧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也只是指出邻近于金陵、扬州一带,江南的一角而已,并不涉及黄河南北与大江南北等地。从以上所例举的情形,对于当时的佛教和佛学文化的发展趋势,足以看出它声势的浩大,影响朝野上下,无所不至。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代三百年间,由于变乱相仍,战伐不已,凡有才识之士,大都倾向于当时名士陶渊明的高蹈避世路线。同时又适逢佛学开始昌明,因此就将悲天悯人的情绪,统统趋向于形而上道的思想领域。所以佛教中的人才,大多都是当时英华秀出的俊彦之士。次如立身从政,而又“危行言逊”的文人学士,名重当时而足以影响学术思想者,如齐、之间的范云、沈约、任昉、陶弘景、谢朏、何点、何胤、刘勰等人,都与佛学结有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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