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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宗三祖其人其事

有关中国禅宗史料的专书,和历代禅师的语录,乃至禅宗公案的史书等,记述达摩大师“教外别传”一系的传承中,谈到二祖神光传授道统衣钵给三祖僧璨大师的事,又是一段扑朔迷离的疑案。据唐代高僧道宣律师所撰的《续高僧传》,和禅宗史书的《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相互对照,关于禅宗三祖僧璨的传述,疑窦甚多。在宣师所著的《续高僧传》中,就根本没有提到僧璨其人其事。虽然《景德传灯录》、《五灯会元》等书,一再记载他和二祖神光之间的悟道因缘和付法授受的经过,但毕竟语焉不详,犹如司马迁作《伯夷列传》所谓:“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后来到了唐代天宝年间,因河南尹李常问荷泽(神会)大师关于三祖归宿的事,才由荷泽说出:“璨大师自罗浮(广东)归山谷,得月余方示灭,今舒州见有三祖墓。”云云。这种述说,又如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所称:“太史公云:‘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同样都是“于史无据,于事有之”的旁证。至于历来传述三祖的《信心铭》一篇,则又如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所引用《采薇》之歌一样,都是对某一人某一事唯一值得征信的史料,可资存疑者的参考而已。

 

从禅宗四祖的传记中追寻三祖的踪迹

现在根据《传灯录》与《续高僧传》的记载,提出有关三祖僧璨与四祖道信之间的授受事迹,再作研究的参考。如云:“僧璨大师者,不知何许人也。初以白衣(未出家)谒二祖。既受度传法,隐于舒州之皖公山。属后周武帝破灭佛法,师往来太湖县司空山,居无常处,积十余载,时人无能知者。至隋开皇十二年壬子岁(公元五九二年),有沙弥道信,年始十四,来礼师曰:愿和尚慈悲,乞与解脱法门。师曰:谁缚汝。曰:无人缚。师曰:何更求解脱?信于言下大悟。服勤九载,后于吉州受戒,待奉尤谨。师屡试以玄微,知其缘熟,乃付衣钵偈曰:华种虽因地,从地种华生。若无人下种,华地尽无生。师又曰?昔可大师付吾法后,往邺都行化三十年方终,今吾得汝,何滞此乎?即适罗浮山,优游三载,却旋旧址,逾月,士民奔趋,大设檀供,师为四众广说宣心要讫,于法会大树下合掌立终。即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六○六年)丙寅十月十五日也。”

《续高僧传》云:

“释道信,姓司马,未详何许人。初七岁时,经事一师,戒行不纯。信每陈谏,以不见从,密怀斋检,经五载而师不知。又有二僧,莫知何来,入舒州皖公山静修禅业,闻而往赴,便蒙受业。随逐依学,遂经十年。师往罗浮,不许相逐。但于后住,必大宏益。国访贤良,许度出家,因此附名住吉州寺。”

根据以上所录《五灯会元》,以及《续高僧传》的记载,禅宗四祖道信大师与三祖僧璨大师之间的史料,可见僧璨大师确有其人其事。问题只在当时的僧璨大师,常以避世高蹈,隐姓埋名的姿态出现,犹如神龙见首而不见其尾,留给后人以无法捉摸的一段史料,而留下太多的疑窦。如果另从禅宗记载文辞的资料研究,并探索北齐和梁、陈、隋间南北朝历史时代的环境,便可了解当时禅宗大师和佛教徒们的处境,以及他们所处时代背景的紊乱。而三祖僧璨大师的其人其事,也便可隐隐约约地呼之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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