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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摩禅与二、三祖的疑案

禅宗起源于印度,发扬在中国。因此,常称中国是禅宗的宗祖国。但要讲到禅宗初期的发展史,疑案重重,真使人有迷离惝恍的感觉。属于禅宗创建史的疑案,便是释迦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大家不得要领,只有他的大弟子摩诃迦叶尊者破颜微笑,因此而有“教外别传”的心法开始之第一疑案,向来便为宗门以外的学者所怀疑。其次,关于达摩大师东来的生卒年代,以及他的存殁去留等问题,也是一般学者所争辩的疑案。再其次,便是二祖传法于三祖之间的公案,其中缺乏史料的证据。到了初唐之际,便有六祖慧能与神秀禅师南北两宗的争执问题,以及现代一般学者对于《六祖坛经》与神会(荷泽)之间的节外生枝的疑案等等,足够一般学者去游心妄想,搜罗考证。

其实,禅宗的本身,它与密宗有同源异脉的关系。如果禅宗的教授法,不走公开传法的路线,几乎也会成为另一密宗的派系。倘使我们对密宗的传承史料,也想一一加以一般学术性的考据,那就保证你穷尽毕生精力,也难找出它的确实结果。这个根本问题,倒不是他们不肯注重史料的关系,实在是他们的修养和见解,只重传道精神的信仰,早已薄视世俗的留芳与扬名的观念,因此而忽略这些史料的记载。禅宗在隋、唐以后,已经融入中国文化深厚的气息,对于历史和传统的观念,也和其他佛学的各宗派一样,注重“史迹”的记载,所以才形成唐、宋以后中国禅宗的风格。初唐以后中国的密宗(包括西藏的密宗),也才开始注重师授传承的历史资料。不过,密宗传承的资料,始终还是保持秘密的作风不公开。

 

二祖慧可与三祖僧璨

禅宗自达摩大师到三祖僧璨之间,正值南北朝的齐、梁变乱,以及北周武宗的灭佛灭僧的风暴中。他们不但先有避世高蹈的志向蕴存心中,同时又加上南北朝时代世风的紊乱,士风的颓丧,于是更加强他们“邦无道,危行言逊”的情操,因此“入山唯恐不深”,“逃名唯恐不彻”。虽然如此,如果从学术发展史的立场而言,在禅宗有关的史料中,对于二祖三祖之间传承事迹的记载,实在有很多矛盾与疏忽之处,确也耐人寻味。

自达摩大师将心法与衣钵传授二祖神光(慧可)以后,神光的事迹以及二祖传授三祖僧璨之间的史实,根据禅宗初期的史书《景德传灯录》与《五灯会元》等的记载,与唐代高僧道宣所著《续高僧传》的资料,其中出入之处,就大有问题。

《传灯录》记载二祖神光(慧可)的事迹云:

“大师继阐玄风,博求法嗣。至北齐天保二年(梁简文帝大宝二年,公元五五一年),有一居士,年逾四十,不言名氏,聿来设礼而问师曰:弟子身缠风恙,请和尚忏罪。师曰:将罪来与汝忏。居士良久云:觅罪不可得。师曰:我与汝忏罪竟。宜依佛法僧住。曰:今见和尚,已知是僧,未审何名佛法?师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无二,僧宝亦然。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如其心然,佛法无二也。大师深器之,即为剃发,云:是吾宝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于光福寺受具。自兹疾渐愈,执侍经二载,大师乃告曰:菩提达摩,远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密付于吾,吾今授汝并达摩信衣,汝当守护,无令断绝。听吾偈曰:‘本来缘有地,因地种华生。本来无有种,华亦不曾生。’大师付衣法已,又曰:汝受吾教,宜处深山,未可行化,当有国难。璨曰:师既预知,愿垂示诲。师曰:非吾知也,斯乃达摩传般若多罗悬记云‘心中虽吉外头凶’是也。吾校年代,正在于兹,当谛思前言,勿罹世难。然吾亦有宿累,今要酬之,善去善行,俟时传付。”

新语云:我们读了上述的公案以后,便知三祖僧璨初向二祖神光求法的时候,也正同二祖向达摩大师求乞“安心”法门的故事一样,好像是同一模子的翻版。只是神光所求的目的,在于如何的“安心”,僧璨所求的目的,却是如何的忏罪,才能去掉缠身的风恙。一个是求“安心”,一个是求“安身”。但是当神光向达摩大师求乞“安心”的法门时,达摩却对他说:“将心来为汝安。”神光答说:“觅心了不可得。”达摩便说:“我与汝安心竟。”现在到了僧璨向神光求乞安身的法门时,神光也说:“将罪来与汝忏。”僧璨答说:“觅罪不可得。”神光便说:“我与汝忏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岂非是依样画葫芦,简直像是纯出臆造似的。其实,此中大有文章,不可轻易放过。第一,心身是二是一?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身缠风恙”,是身之病,根据佛学道理,病由业生,业由心造。再进一步来说,此身也由业识而来,而业识则由一心所造,如果真能转心去业,则亦当可回心转身了。这是第二个问题。关于以上所提出的两个问题,不想为大家画蛇添足地下注解,暂时留待诸位自己去寻答案,较为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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